中国文学外译的译介模式探析——以葛浩文译《狼图腾》为例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文学的译介是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葛浩文所译《狼图腾》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并迅速传播,为中国文学翻译模式及文学的外译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考。通过研究分析《狼图腾》的成功译介,可以看出:选择既反映全球文化共性又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点的作品进行译介,采取国内外合作出版的译介途径,实行国内学者与西方汉学家群体相结合的译者模式,创造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是中国文学外译的有效译介模式。     

言说他者还是言说自我——从波伏瓦在中国译介中的一场论争谈起

波伏瓦在中国的接受史已近30多年,但关于波伏瓦与萨特的一些问题的论争仍然未止,这些论争甚至贯穿了波伏瓦在中国译介的整段历程。其中,董鼎山、黄忠晶和施依秀三位学者之间的一场论争就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多年。三方各持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学者对波伏瓦的理解甚至误解。三位学者都认为自己才是把握了事物真相的人。通过梳理这段论争的过程,以及结合波伏瓦哲学思想中的一些观念,我们会发现,其实关于波伏瓦与萨特之间关系的问题不关乎真相,而关乎我们自己。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余华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性误读

余华是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高知名度的作家,而美国又是其作品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英语国家。余华在美国的译介研究既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代表,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重要代表。美国对余华的译介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并达到高潮,呈现出译本数量多且形式多样、译介途径多元化、译介载体权威性、传播时间久、译本间隔时间短等特点,针对上述特点及余华作品在美国接受过程中的误读现象进行分析,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西渐及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从林纾的翻译探析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

“民族主义”是晚清“救国保种”背景下的根本性话语架构,而翻译话语在晚清民族主义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晚清翻译家林纾的影响巨大,其与魏易合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正出版于晚清民族主义巨型话语兴起之际,在多个修辞层面呼应了这一时代主题。译者在翻译文本中倡导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植入国族共同体想象,与时代话语场呼应和互动,帮助开启晚清民众的国家意识和新民思想,参与民族主义话语建构,再现晚清社会的时代追求。译本体现了晚清译介对社会意识的建构作用。     

谭恩美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概况

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谭恩美,是最早被译介到中国的华裔美国作家之一。自从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被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对谭恩美的研究持续不断,但是对谭氏作品的译本进行系统翻译研究的工作尚处于萌芽状态。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谭氏作品的译介历程进行详细的梳理与评述的先例,本文拟对谭恩美作品在中国大陆包括台湾地区的译介及其研究情况进行系统的回顾,包括考察译介数目、出版社、译者、译介特点及接受情况,勾勒谭恩美在中国的译介图谱,进而探究华裔美国文学翻译存在的问题,以期拓宽研究视界,引起学界关注。     

社会翻译学视角下《废都》英译版的副文本分析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领头羊,其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和途径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从社会翻译学角度出发,以《废都》葛浩文英译本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在海外传播的经历,分析社会要素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发现,场域之间的差异、博弈和演变给《废都》英译版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了适合的土壤,资本给其出版和传播提供了资金支持和出版渠道,各类型代理人促进了目标语读者对英译版的理解和接受。未来,中国本土文学的海外译介和传播不仅要注重作品题材的选择,改变翻译意识和习惯,重视资本的联合和转化,还要注重相关专门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拓宽出版渠道,重视译后评价效应。     

从马礼逊的《三字经》和《大学》译本看中国典籍在西方译介的影响

马礼逊是中国典籍西方译介的重要人物,他翻译的《三字经》和《大学》在西方掀起了中国文化的热潮,对中国典籍和文化的西方介绍和接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探索—以《浮生六记》英译为例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速,翻译的跨文化传播重要 性愈发突显。基于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传播学经典5W传播模式,以 林语堂和Shirley M.Black英译《浮生六记》为例,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 构建以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的译介模 式,探讨中国文化如何更为有效地“走出去”。     

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国家,来华记者和一代代中国学家是其传播与接受的主力。不同于日本汉学家对古典中国文学的译介是为了找寻归属感、亲和性和凝聚力,日本中国学家长期译介现代中国文学的政治意味浓、现实考量较重,且学理性较强。日本翻译、传播、研究和接受现代中国文学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了它的深广度。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论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然而《论语》各英译本庞杂繁芜,影响了其在世界的传播。阐述了辜鸿铭《论语》英译本的产生背景,并从生态翻译学的角度予以解析,发现其无论是对译本的选择还是对当时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翻译实践中具体策略的多维选择与适应,皆印证了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与指导力,这也为中国经典作品在西方有效译介与传播提供了些许启示。     

从归化到异化——《天路历程》汉译本比较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论可谓贯穿中外翻译史的始终,其优劣和取舍众说纷纭.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西方一向被公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很早便受到传教士的关注、并被译介到中国,是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其汉译本已达三十多种,并不断有新译本面世.本文从《天路历程》宾威廉和王汉川汉译本比较入手,分析从归化到异化的翻译策略发展态势,同时探讨其间的中西语言文化异同.     

翻译的政治书写——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女性主义译论早期发展过于强调其政治诉求,翻译只不过又一回充当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在国内语境中,女性主义译论属边缘话语,为不争的事实。其理论译介数量不多,实践更鲜有所闻。表面看,它持激进反抗姿态,揭露翻译的性别隐喻和种种表征,以实用政治意图操纵文本生产。翻译策略上要重读、重写和妇占文本;翻译目的上要建构女性性别身份。这似乎成为女性主义译论在国内译界的主流形象,可它随后拓展的新疆域和多元化趋势又提醒我们反思前期理论存在的缺失甚而理论译介的偏颇。而新近理论的发展引发的交流障碍亦不可忽视。借助当前国内译界学科反思之风,有必要重新梳理、思考女性主义译论的话语资源。     

“弃儿”的辛酸——被忽略的翻译家冰心

冰心无疑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之一,而她辉煌的翻译成就却长期被忽略.这体现在外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里.以最新翻译研究成果译介学为方法论,清本溯源,证实冰心在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的地位,意义非常.     

波伏娃《第二性》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启蒙

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时期,一些妇女研究者在对“男女平等”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反思和论争,作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经典的《第二性》正是在这一情境下被关注、阅读、批判和接受的。这一时期,对《第二性》的讨论侧重于女性的处境和出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妇女研究两个批判视阈呈现出来,开启了中国女性主义的主体成长。     

威廉·戈尔丁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历史与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一度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界关注的热点。自1981年戈尔丁被介绍到中国以来,戈尔丁在中国的译介已有三十余载,而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无疑是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的重要分水岭。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追溯一些长期被忽略的文献材料,回顾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发现译介过程中的问题,有益于今后的戈尔丁研究。     

试论《道德经》中“天道”的译介——以亚瑟·韦利的英译本为例

“道”的译介是《道德经》翻译中最为核心的问题,英译成“Tao”已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所接受,“Tao”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亚瑟·韦利在翻译这个概念时使用了两种译法.在厘清“道”的译介历史之后,辨析韦译“天道/天之道”的特色,可以发掘韦利在《道德经》英译史上所做的贡献,从而得见其翻译策略和文化用心.     

新时代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和路径

太极拳是中国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养生和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通过思考和探讨新时代太极拳译介与传播的意义等,提出其译介与传播的路径：多方参与译介与传播工作;全方位、多角度译介;太极拳术语翻译定名;多种翻译策略并举;多模态、多媒体译介传播;培养更多相关翻译人才。     

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传播

近两百年以来西方世界翻译和出版了不少中国古代爱情诗。西方编选者以自己的诗学标准对中国诗歌文本进行选择、翻译和阐释，以翻译选本的方式呈现，使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古代爱情诗翻译选本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传播和接受涉及如下问题：输入者的时代环境、编选者的情感差异、接受者的美学取向、中西方的伦理歧异以及不同文化系统的性别认同。分析编选者主体对中国古代爱情诗的阐释依据，剖析具体文学文本与文化现象背后的跨文化传播机理，可以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阐释提供镜鉴。     

宇文所安译介《桃花扇》的动机、理念与策略

宇文所安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关注。但他的中国戏曲译介,尤其是《桃花扇》译介,尚未受到学者的充分关注。因此,研究试图从翻译动机、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系统考察宇文所安的《桃花扇》译介,以期全面展现宇文所安《桃花扇》译介的整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