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

基于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夫妻年龄差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夫妻年龄差不仅显著影响女性生育意愿,且对于不同年龄段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1)在妻子比丈夫年长的婚配模式下,当妻子比丈夫年长5-9岁时,女性的生育意愿达到最高峰;(2)丈夫比妻子年长也能提升妻子的生育意愿,但随着夫妻年龄差距扩大,女性生育意愿显示出降低趋势,丈夫比妻子大1-4岁时的女性生育意愿强于夫妻年龄差10岁及以上的女性;(3)夫妻同岁对于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弱于妻大于夫的婚配模式,但对于90后女性而言,夫妻同岁模式下生育意愿反而更高;(4)结合代际差异进一步探究,“姐弟恋”模式有利于提升70后与80后女性的生育意愿,“女大三抱金砖”在70后、80后群体中得到应验。面对育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的社会现状,应淡化传统婚配观念影响,加强婚恋观与生育观宣传,同时满足高龄女性生育保障需求,释放生育潜能。     

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差异分析

在2009年温州市人口结构变化专项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流动人口内部分化及其对养老保险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教育程度、年龄、职业、居留意愿和流动时间等都会对是否参加养老保险有影响。据此认为应该以流动人口内部分化为思路设计养老保险制度,坚持分类、自愿、多样的原则,提高不同类型养老保险的相互衔接和统筹层次,从而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     

试析女性流动人口职业健康问题及其对策

当前中国职业病危害超过了安全生产事故,成为影响劳动者健康,造成劳动者过早丧失劳动能力甚至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达2.58亿人,其中女性流动人口接近1.2亿人,与2000年相比增加了8876万人。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新型职业病逐渐凸显,而女性由于特殊的生理特征,在生殖健康、健康意识、医疗保障与环境等方面的职业健康问题异常突出。因此,应重点从强化政府职能与管理、加强宣传教育、完善政策与法律法规、加大资源投入与培训等方面,对女性流动人口的职业健康问题进行加强重点关注,以保障女性权益并提高其健康素质。     

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分析

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及地区差异进行探究。研究发现: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为61. 4%,较前两年略有提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户籍性质、婚姻家庭状况是影响各类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共因,其中,已婚、非农业户口、家庭化迁移程度高的人群长期居留意愿较高。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采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措施,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从而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计方法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已有研究运用全国生育率统计数据,验证了利用初育年龄能够对终身生育率进行较为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文章应用2010年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五省以及2013年吉林省的农村人口整村抽样调查数据,对初育年龄和终身生育数量的显著负向相关关系进行了再次验证,并通过对微观个体生育行为的分析,发现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对二者同时产生的反向影响,并从队列视角讨论了农村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计方法。实证结果表明,育龄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初次生育前有过外出非农就业经历的,初育年龄越大,同时终身生育数量越少;其配偶的上述个人特征对于生育时机和数量的影响则表现出与前者相异的作用。虽然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性,但是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宽,文章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也将增强。因此,对于经历了明显时代变迁的农村人口而言,利用同样为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估计终身生育水平的方法,更有利于对农村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长期预测,从而为人口预测工作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自雇创业还是雇佣就业——基于中国女性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考量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别以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析了女性就业选择的收入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相较于雇佣就业,自雇创业对女性收入波动的处理效应更显著;当收入阶层相近时,禀赋效应是女性自雇创业与雇佣就业组间收入差异的主导原因。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就业选择差异会引发劳动力市场分割,即使低收入阶层的要素禀赋效应显著为正,仍无法摒除劳动力市场对该阶层自雇创业女性的歧视效应;但在中高收入阶层中,自雇创业女性群体能够通过自身禀赋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劣势地位,就业选择差异引致的歧视效应弱化。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流动人口健康自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关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提高流动人口健康水平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为了解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从健康自评(SRH)角度对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学特征、收入差异和健康服务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健康自评状况,具备男性、汉族、低龄、高学历、高收入和健康素养等特征的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较好;收入水平对流动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流动人口健康状况倾向于变好;健康服务越规范,流动人口健康状况越乐观;自评健康并不一定完全等于健康,中老年流动人口存在较高健康风险。为提高流动人口健康素质,应加强女性、少数民族和高龄老年人健康筛查;提高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规范健康档案建立和推行定期体检制度。     

Patterns in Female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Tajik Armed Conflict

The study explores the link between the 1992–1998 armed conflict in Tajikistan and women’s entry into first marriage using data from the 2003 Tajik 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 The estimation method is a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 specified as the 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framework.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women who reached marriage age during or soon after the conflict (‘war cohort’) and lived in districts more exposed to conflict, were less likely to enter marriage at any given time compared to women from the ‘war cohort’ who lived in less-affected areas and women who reached the peak of prime marriage age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conflict. The analysis of sub-samples of women by their migration status indicates that migration during the war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explaining this delay in entering marriages.     

流动女性社保难的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由于平等对待的一般原则,往往持有性别中立的政策立场,但性别中立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并不能保证两性的平等享有,有可能会扩大性别差距.社保政策没有将实际存在的性别差异作为必要因素加以考虑,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假设和安排,使流动女性在享有社会保险政策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流动女性社保难题是城乡结构和性别结构双重作用的结果,这两种结构都具有不平等的性质,应当对此进行相应的政策制度调整,尽可能克服双重差别对流动女性造成的权利不平等.     

职业女性的生育二孩意愿--以上海市HP区楼宇就职女性为对象

以上海市中心城区HP区楼宇就职的白领育龄女性为研究对象,考察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并对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特点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经济成本、照料能力和福利水平是影响职业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要因素,职场发展机会、生育后的地位变化及生育相关福利保障机制对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也有显著影响。据此,建议尝试建立弹性工作制,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女性职场提升,同时增加公共性育儿服务,以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为生育二孩者减轻后顾之忧。     

“男女有别”观念探源

在中国传统的性别文化中,"男女有别"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甚至直到今天,这一观念仍然制约着两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把"男女有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对先秦历史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诞生礼仪从一开始就灌输了"男女有别"的观念,教育则不仅巩固已有的差别而且还增加新的内容;居处隔离的存在从生活的细节上强化了这一观念,而左右方位的内涵转变则成了又一显明的标志。     

论澳大利亚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的女性婚恋观

19世纪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先驱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于1854年创作发表了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它通过故事中的女性人物塑造,表现了殖民时期澳洲女性的三种婚恋观,反映了女作者对爱情与婚姻的独特思考。虽然被历史尘封已久,这部小说近年来多次再版,在当下新的历史语境中,仍能引起很多女性读者的强烈共鸣。     

海南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测度分析

应用洛伦茨曲线法和基尼系数法,测度出海南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把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与GDP增长率进行对比分析,测度出基尼系数与GDP增长之间的关联性,并且应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对海南省未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做出分析,进而获得一系列具有明显应用参考价值的结论。     

融合与排斥:都市“老漂族”代际关系矛盾心境分析

在城市化、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迁移到子女生活的城市,老漂族这一群体逐渐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关于该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其社会生活层面,而较少关注其家庭生活方面。基于代际关系矛盾心境理论,对生活在都市子代家庭中的老漂族群体所面临的代际关系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在当前我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社保制度的壁垒和代际间矛盾冲突是导致老漂族在子代家庭生活中产生消极心理的主要因素,期望通过政策层面的介入来构建积极的社会环境,进而对老漂族及其家庭起到支持作用。     

语言,男性与女性的另一区别所在

语言是男性与女性的另一区别所在 ,它是男女社会差别的一种反映     

低龄幼儿超前入学现状调查及弊端分析

针对社会上存在着一些低龄幼儿超前人学的现象,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和分析了超前入学的一些现状和低龄幼儿的在园表现。笔者认为,由于年龄特征和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超前入学弊大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