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婚居模式与计划生育相关性研究

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妇女的婚居模式对她们生育行为能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普遍盛行的“嫁女娶媳”婚居模式下，妇女们追求多生多育和生男孩，计划生育工作因此困难重重；“招赘”婚居模式下妇女生育观念却发生了急遽变化，普遍自觉少生，模范地实行计划生育。文章指出，差异的产生是由于“招赘”婚居模式提高了妇女对子女的预期收益价值；改变了妇女的子女性别偏好；重塑了妇女生育有目的。文章认为，可以在农村现有经济、教育状况下，通过变革婚居模式转变妇女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走出困境。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变革婚居模式 降低出生性别比──以湖北省为例

湖北省近年来在出生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生性别比急剧升高。本文认为应当引起重视，主张实行治理，并提出将变革婚居模式作为治理的治本之途。文章分析了招赘婚居模式降低出生性别比的作用机制，提出了在短时期内实现婚居模式变革的操作方案。     

农村婚居模式与性别偏好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和国家及妇联组织对女性群体的期待与要求,发现“新女性”是这一时期女性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新女性具有以“四自”精神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承担社会与家庭角色交融的复合角色,发挥道德示范与情感传递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新女性形象折射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性别观念对性别角色的影响

性别角色的形成是由生理因素决定还是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成为性别角色研究中一直争议的焦点问题，但国内对此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市5所大学的552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Bem性别角色量表和自编的性别观念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性别角色受生理性别和性别观念类型共同影响，支持了生物社会的理论模型。     

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与生育性别意愿——对湖北省8县(市)996名农村居民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学、社会学(家庭方面)、社会心理学(认知方面)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从生育主体———农村居民的主观角度,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并辅以个案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考察和研究了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生育性别意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依研究结论讨论了当前我国农村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表现和变化,以及对生育性别意愿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中国农村家庭社会性别关系模式的探索性研究

基于文献研究和质性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对Kabeer的社会关系分析方法进行修正,用3个综合变量描述中国家庭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即权力决策模式、资源分配模式和活动承担模式;并利用在中国东部某县905名(男性313,女性592)农村对象的调查数据,采用上述三个指标对中国农村家庭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进行定量的描述性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家庭中存在偏向女性的权力决策模式,偏向女性的资源分配模式以及男主外、女主内的活动承担模式,且三个变量间存在相互关系.     

维吾尔族妇女婚居模式及婚姻家庭关系——基于新疆喀什地区S县A村的调查研究

维吾尔族婚居模式普遍为从夫居。A村维吾尔族婚后的居住类型以从夫居为主,同时存在少量的从妻居和独居制。近年来,婚居模式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妻居略有增加,但不是入赘,这种情况多见于再婚。在相应居住模式下,从维系婚姻及女性视角,探讨维吾尔族妇女婚后主要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婆媳关系。     

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嬗变的“社会性别”分析

以"社会性别"为视角,阐述分析了城市青年知识分子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二保一"型到今天的"比翼双飞"型的嬗变及其这种嬗变的历史必然性。     

唐人婚姻习俗与李白成名前的家庭生活——李白《寄远十二首》考释

李白以布衣客籍之士的身份与已故宰相许圉师孙女成婚,并在婚后长期居于安陆妻子家中.李白与许府的结缘在于许家中落与唐时相对宽松的士籍管理制度.初盛唐时贵族高门有招才俊之士为婿的风尚."夫随妻居",或者"夫居妻家"、"寄室妻家",是已婚士人在出名前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同时承担了为妻家争得荣誉、提升妻家的社会地位和门户声望的责任.这种因婚姻生活而带来的功名压力,也反映在李白的早期作品中.从这一角度,可判定其组诗<寄远十二首>应作于早年,反映了他在外游历时对妻子的思念,以及妻子去世后的悼念之意.部分"闺情"诗,则可能是其早年与许氏的游戏之作.这一生活方式使之摆脱了家庭之累,诗人浪漫的才情也得以尽情发挥.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是家庭的物质保障和基础,需要法律进行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婚姻观念的转变,夫妻财产的来源、类型不断变化,夫妻财产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发现单纯的法定财产制度难以满足需要,而此时夫妻约定财产制则起到重要作用,能满足婚姻当事人的不同需求。然而当前我国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仍存在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首先完善财产约定的内容,其次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登记公示制度,最后在婚姻家庭法规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财产所有权思想历史变迁与我国土地 财产法发展趋势

人类历史上的财产所有权思想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二战前 ,为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轮回时期 ;二战后 ,进入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调和时期。当前 ,我国财产权思想应由团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和团体主义调和时期。基于此 ,文章对我国土地财产法 ,特别是土地用益物权和土地债权的发展趋势 ,进行了分析。     

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所有权立法新论

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 ,梁慧星先生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作了过分淡薄的处理 ,而王利民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则专章专节地分别予以规定。在此问题上 ,应采俄罗斯民法典的立法例 ,在所有权通则部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定 ,切忌照搬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原则。     

国家、集体、公民个人所有权立法方案新思考

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公民个人所有权 ,梁慧星先生负责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作了过分淡薄的处理 ,而王利民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则专章专节地分别予以规定。我们认为 ,在此问题上 ,当采俄罗斯民法典的立法例 ,在所有权通则部分进行简明扼要的规定。切忌照搬计划经济时期的旧原则 ,更不能倒退。     

中西绘画中的程式表现和文化观念

中西绘画中程式语言的运用造就了它们差异的艺术表现特征,然而造成这些差异的深层文化根源总是被人们忽略。尤其是我们年轻一代,对于绘画艺术更热衷于样式、技巧的追崇,这也是今天我们学习与创作面临的最大危险。事实上它们总是捆绑在一起的,我们无法也不应该剥离它们。通过某种过去的形式语言,我们可以了望和理解过去的时代、人的心境和情趣,或许也可以发现和我们当代的必然联系;或许会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生活和反观自身。我们应努力探寻那些程式表现赖以存在的文化根源,这才是真正的继承和学习。     

论占有方式及其法的关系--从财产所有权到产权

马克思的所有制概念是指占有方式及其法的关系，从人类发展的历史看，私人占有的法的关系就形成了财产所有权，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已不能简单的用“私有”或“公有”来加以刻画，不同程序的社会化占有是现代市场经济占有方式的普遍形式，其法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     

所有权性质、线下项目与银行贷款定价

线下项目作为一种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说会计信息质量的体现,会影响银行的贷款决策。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线下项目对银行贷款定价产生负面影响,线下项目越大,贷款利率越高。金融环境能够加强线下项目对银行贷款定价产生的负面影响,处于越好金融环境的公司,其线下项目对银行定价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     

市场变化、产权纷争与外商直接投资独资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以合资合作为主要方式向以独资为主要方式的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资获取利润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外商投资领域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中,技术研发、管理知识和企业家才能等因素成为企业创造市场和获取利润的关键因素,这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获取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外商投资独资化趋势。     

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实现路径

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收入,它是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增长呈现财产性改入比重偏低且增速缓慢,来源虽趋多样化但收益风险性偏高的特征。可通过增加居民的劳动收入以提高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和增强居民的投资理财能力使其财产得以保值增值等途径促进居民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