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

冯至兼有诗才、史才和文才,这使得《伍子胥》既是小说,也是诗,更是哲学。《伍子胥》是冯至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诗化叙事是其典型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话语与视角设定、空间设置与意境营造等叙述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既体现了《伍子胥》诗化叙事的显在特征,也是解析其诗化叙事艺术效果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伍子胥》在冯至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独具一格,既不同于其早期的叙事诗,也不同于同期创作的《杜甫传》,这既表现在形式体制、创作目的等方面,更表现在话语形态和生命体验等层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诗化叙事潮流中,《伍子胥》在抒情笔调、历史书写、人文内涵等方面保持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哲学思考。     

“诗意”的去留：冯至《伍子胥》版本流变与作家心路辙轨

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的40多年时间里,冯至小说《伍子胥》多次发表和出版,从而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版本。其中,1946年文生本、1955年“诗文选”本和1985年选集本之间的文本异动最为复杂。文生本体现出一种诗意和现实性相互杂糅的状态,其是20世纪40年代历史语境下冯至逐渐抛弃玄思而转向现实的结果;“诗文选”本大量删改了《伍子胥》中涉及感觉和沉思的内容,客观上淡化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冯至按照政治要求改造自我的决心;选集本剔除了渗透在“诗文选”本中的政治话语,重新恢复了一部分文生本中被删改的内容,在客观上保留了小说的诗意,其体现了新时期话语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言说的排斥,是冯至再次否定“旧我”的结果。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从抽象的“山水”到怀旧的深掘:冯至思想转变的一种解读

冯至在1939~1946年的昆明七年中,创作了一生中评价最高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他在对“山水”的发现中寻找之于战时知识分子身心凝定的力量。而自《伍子胥》始,冯至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尤为体现在1943~1945年其一系列杂文创作中,他采用了怀旧的纵向深掘,以想像历史的方式去介入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至几乎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他这种看起来“顺利”的转变,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就已埋下思想线索,因此,将冯至转变的历史节点放置在四五十年代社会转折期似乎并不适当,转变的时间线似应向前延伸。本文正是立足于冯至昆明时期的创作与思想发展,希图以此来分析和看待冯至的转变。     

《伍子胥变文》与唐代的血亲复仇

《伍子胥变文》在情节上对唐前史籍特别是《吴越春秋》多有因袭,但在复仇行为等细节上,它又大胆虚构,突破了伍子胥故事在以往流传中所形成的注重史实的模式。这些变化是与唐代血亲复仇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在唐代政府对私自复仇的严厉打击以及社会主流观念倡导理性复仇的压抑下,民间浓厚的复仇意识在文学上的反映,其文学史意义值得注意。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 ,《左传》到《伍子胥变文》 ,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 ,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 ,兼及其他文献 ,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 ,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 ,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 ,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 ,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唐代变文叙事学例论——兼论变文的小说史意义

敦煌变文使中古文言小说和近现代白话小说互相连接起来.它确立了中国白话故事的基础,并让宋朝和元朝的小说文本占据了重要地位.用叙事学的方法观照这些变文,可见<目连救母变文>中有三角形的内在结构,<伍子胥变文>中存在着"郁积--化解模型",<韩朋赋>以离合作为情节发展动力,<秋胡变文>呈现了家庭小说里的矛盾状态.     

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胸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几乎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与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精神与愿望。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其实,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据文献所示,“掘墓鞭尸”并不见于时人的记载,而是出于晚世的民间传闻与数子的加工、渲染。如果伍子胥确曾“掘墓鞭尸”,那么,在其当世就堪称一桩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大奇事了,可是为什么《春秋》、《左     

张家山汉墓古竹书《盖庐》与《伍子胥兵法》

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墓葬所出古竹书《盖庐》 ,是托名伍子胥的古兵法著作。该书与《汉书·艺文志》中兵技巧家的《伍子胥》1 0篇无关 ,而可能是同书著录的杂家《伍子胥》8篇中的一篇。其成书时间当在楚汉之际或是战国晚期     

元明戏曲舞台上的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

元明之际有关伍子胥题材或涉及伍子胥故事及评价的历史剧有十五种之多 ,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一个特例。而关于伍子胥每一阶段的形象塑造 ,都蕴含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以及广大民众对这一形象道德的、审美的评价。本文旨在通过对元明戏曲舞台上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的研究 ,进一步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从敦煌变文看敦煌人的寻家心结——从《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看流民的反抗哲学

一般认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为《史记》《汉书》中相关内容的演义,笔者认为这两篇变文不仅仅是对历史故事的演义,其实是借演义之表象抒发当时敦煌人民的现实心理。敦煌作为古代的边关之地,在每个朝代的国势衰微之时,时常面临被异邦侵占的命运,因而产生了当地人民对家园回归的渴望。产生于唐末敦煌地区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借主人公相似的被流落家园的命运来表现当时敦煌人民寻求归家归国的悲伤而不绝望的心境。     

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胸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几乎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与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精神与愿望。至     

《史记·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

伍子胥复仇是中国古代众多的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之一.就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记录其事的典籍很多,而且基本上都对其矢志复仇之事进行了歌咏或演绎,使得这一故事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梳理清楚了,更在情节增删中体现了赞美复仇的情感倾向,并且在其实现复仇过程的描写中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现念和情感取向.     

生命存在的悲剧——冯至《十四行集》新论

冯至的《十四行集》并不是哲理诗,而是诗人对生命存在本质的深刻体认。冯至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深,这使他能够比较深入地认识到生命存在的悲剧意义。具体来说,冯至体验到的生命存在悲剧性包括:生命的渺小和短暂、生命的孤独和无助、生命的无法把定和虚无、生命的必死性。但是,冯至对生命存在悲剧性的体认并没有使自己走入悲观主义的泥淖。     

转型语境下新写实小说的命名与多棱镜读解——论《烦恼人生》的产生与接受

池莉的代表作《烦恼人生》是批评家阐释新写实小说潮流的重要文本,小说在传统现实主义和先锋写作之间独辟蹊径,借助对匮乏现实和烦恼体验的书写,找到新的文学生长点,获得批评家"现实主义"、"现象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多重读解,完成了转型语境对新写作选择、接受的完整过程。     

在“焦虑的时代”展开轻松诗——论普利策诗歌奖得主W.H.奥登的《致拜伦的信》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一个新的"焦虑的时代"对轻松诗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和着这一要求,英国诗人威·休·奥登在轻松诗的文本实践和理论阐释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文本实践来看,他写作的轻松诗代表作《致拜伦的信》将私人世界和公众世界嵌入了同一个诗歌文本,既保持了轻松诗写作基于个人体验的真实感,又带来了历史的纵深感和现实的厚重感,这一双重聚焦的写作策略大大开拓了轻松诗的发展空间。而在理论阐释上,奥登从诗人和读者关系的角度深刻地剖析了轻松诗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公共社区"的存在对于轻松诗写作的重要性。奥登的这些努力无疑为轻松诗的更生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发。     

为了告别的聚会——电影《入殓师》对小说《纳棺夫日记》的剪裁改造与意蕴开拓

《纳棺夫日记》中文译本[1]的出版带给我们一次特别的阅读体验,把电影《入殓师》的影像文本和青木新门原著的小说文本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电影立足小说进一步收集行业素材,进行了二次创作的整合和充实,用影像艺术化地再现了纳棺夫小林大悟的工作生活故事,重新梳理和构建了人物关系,生长出新的“寻找”与“发现”的主题.小说立足于作者青木新门的净土真宗信仰,而影像文本对小说文本的剪裁和改造开拓了电影的意蕴,使得两个文本在意趣旨归上也有了一些差异.电影当中用来表达创作者意念的“意象”也很多,并且在继承小说意蕴的基础上有所层进.     

论作为诗人的冯至

本文全面考察了冯至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存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且经历了从审美生存到现实生存的转变。早期诗集中，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但却没有完全左右其诗风。诗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诗比同期其他诗作显现出更浓的哲理色彩和深厚的底蕴，诗风呈现出幽婉的格调。４０年代《十四行集》的面世是诗人十年沉默后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昭告其已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十四行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至已是一位成熟的现代生存诗人。     

坚韧而脆弱的人性之路──论冯至20年代的诗歌

本文考察了冯至的早期诗歌──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中所包蕴的生命体验，指出２０年代的冯至还主要处在感伤的幻美阶段，被自恋的情绪或浓或淡地包围着。但由于他独特的生存背景与境况，他已是更多地从哲学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来审视人的孤独──这种完全是现代人的现代体验，因而使其２０年代的诗作即具有哲理色彩，整体上呈现出中西诗歌影响的痕迹──幽婉的风格，从而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故事如何新编——论《故事新编》的时间诗学

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异质性使小说时间观念呈一种立体的无序延宕,造成了小说艺术表达的张力。《故事新编》立足于此在的生命时间,有意淡化消融近代小说对历时性发生的线性叙述。鲁迅在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过程中,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通过小说文本中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对历史进行了充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