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冲突法立法局限性之克服

冲突法立法具有滞后性、不合目的性等局限性。冲突法立法之滞后性是法律的稳定性与社会的生动性之间矛盾、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的必然结果,其主要采取冲突法原则或最密切联系原则进行弥补。《法律适用法》采取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补缺功能难以承担克服其滞后性的重任,我国今后的立法应结合意思自治原则,采取“应然法—实体法”的二元逻辑结构共同克服其滞后性。冲突法立法之不合目的性是法律的普遍性与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其主要采取例外性规定以及增强准据法正当性与合理性措施进行克服。我国今后的立法应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矫正功能,并完善梯次选择性冲突规范,增加结合性冲突规范,改造保护性冲突规范。     

越南刑法介评之二:刑罚裁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现行越南刑法典有关决定刑罚的立法内容，不仅彰显出其自身的特点，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同时也与世界多数国家刑罚的立法思想趋同。学习和借鉴越南关于决定刑罚的立法优点，我国刑罚方面的立法可采取以下措施：量刑情节集中化，酌定情节法定化；改善减轻处罚的内容；修改累犯成立的时间条件；改善数罪并罚制度，变限制加重原则为并科原则。     

《太平经》法哲学思想研究

《太平经》从“三统”论出发，赋予道、德、仁宇宙永恒法则的义涵，为实在法确立了正当性基础；从阴阳理论和“贵生”“乐生”思想出发，指出刑罚在本质上是一种“恶”，不过基于现实的需要，刑罚的运用不可避免，关键是要遵循必要原则、罪刑相应原则以及不得连坐原则；从报应论与神判论出发，强调枉法裁判、滥施刑罚的执法者在现实社会中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处罚，但终究无法逃脱减寿乃至子孙遭殃的报应，而且死去以后，其亡魂仍须入土府接受阴神的审判，由此完善了正义的实现机制。《太平经》的法哲学思想带有道教教义的鲜明印记，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内蕴。     

效益：市场经济刑罚的价值目标

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是指在刑罚运作过程中，以最轻的刑罚最大限度地产生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最轻刑罚”和“刑罚效果的整体效应，是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的两个基本内容。刑罚运作要实现刑罚的效益价值目标，必须遵循刑与罪相当性原则、刑之明确性原则、刑刑协调性原则。     

刑罚有限性原因新论

刑罚具有有限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刑罚“痛苦”属性的关注,始终疏于学者的考察视野之外。本文提出,痛苦本身的无法表达性、因人而异性以及痛苦的政治色彩是造成刑罚功能或作用有限的原因所在。无论是报应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存在将需要分别考虑的多重性问题过分简单化的缺陷。     

论非刑罚处罚的性质

非刑罚处罚方法的性质在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争论较大。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认为它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之一。本文从立法、司法、非刑罚处罚方法性质本身等多个角度论证,认为其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而是一种由犯罪行为属性所决定的附随性后果,体现的是法律对犯罪行为追究的多重性、多层次性。     

陕甘宁边区预防犯罪之启示——以刑罚目的的实现为视角

陕甘宁边区刑罚的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针对此目的的实现，边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刑事立法上，围绕刑罚目的、结合实际调整刑罚体系，规定轻缓的刑罚制度；刑事司法上，坚持刑罚适用平等原则，推行刑事调解制度；刑罚执行上，尊重犯人人格，强调对犯人的感化教育，注重培养犯人的劳动技能。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如何通过完善刑罚立法、正确适用和执行刑罚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荀子的语言观

本文着重探讨了先秦思想家荀子对语言的认识，将其语言观归纳为：荀子认为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和逻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具有稳固性和发展性；语言应该规范化；汉语分为方言与共同语两种；语言具有很大的社会功能等。他的这些语言观与时人相比，是十分进步、科学、卓越的，对后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受阶级与时代的局限，荀子的语言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     

刑罚轻缓化的理论基础

从世界各国的刑罚史来看,刑罚都是由野蛮向文明、残酷向人道、严厉向轻缓进化着的.那么,刑罚轻缓化的原因是什么?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原因对刑罚轻缓化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刑罚本身所具有的特性也是推动刑罚轻缓化进化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刑罚的人道性、谦抑性和有限性是推动刑罚轻缓化的内在动力,构成了刑罚轻缓化的理论基础.     

成文法的局限及其法律价值选择

成文法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这些局限性是以语言作为成文法载体而产生的内在的无法靠自身力量完全克服的法律障碍。成文法的局限性之根源在于法律承载着人的多元的价值追求。多元法律价值选择之间存在着冲突,成文法的局限与这种冲突直接相关。     

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局限与克服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当代国际私法中的一种崭新理论。本文在充分肯定其卓越贡献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的局限性，进而探讨了各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克服的方法，并就完善我国有关立法提出了一些改进性建议。     

当代中国人学研究兴起的深层动因

人学在中国兴起并形成一种思潮，有其深刻的根据和动因。旨在反映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由侧重指向认识人之外的世界自觉转向认识人本身，这是人学产生的思维发展史的根据；旨在把人本身提升为主体，将人作为专门研究对象，这是人学兴起的哲学史根据；旨在综合和提升人的科学提供的关于人的不同侧面的实证知识，建立一门新的人学，这是人学产生的科学史根据；旨在通过对完整人性的理解，为克服以往各种文化模式的历史局限，实现人类文化的综合创新寻找一种新的核心的文化理念，这是人学得以泛起的文化学根据；旨在通过对人之秘的科学解答，为分析和解决当代人类实践发展提出的与人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一套理论工具和方法论，这是当代中国人学兴起的时代或实践根据。     

论罪刑法定下的法官刑罚裁量权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主要作用是以规则限制权力，抑制裁量，避免因裁量自由过大而导致刑罚显失公正。然而实践中，罪刑法定的明确性总是相对而言的，这就需要法官刑罚裁量权的介入。为了防止裁量权的滥用。需要从实体法和程序上以及法官素质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刑罚配置中经济性原则的考量与实现

刑罚如何配置方能满足经济性原则的要求一直是刑罚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之一。刑罚配置中的经济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一味地追求刑罚的轻缓,而是一个双向性的诉求,它既要求刑罚能够产生一种或多种预防犯罪的效益,又要求刑罚成本与刑罚适用程度的最小化。具体而言,就是应当尽可能地配置具有低成本性、可量度性、可逆转性的刑种,同时要求刑度配置达到一个最佳的度,实现效益最大化与成本的最小化的优化配置．     

析报应主义刑罚价值观正义性

正义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情感，这种情感是人判断事物曲直的一个基本依据。刑罚作为一种害恶，同时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身天然地具备正义性。现代刑罚理论有着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作为刑罚发生的根据的正义价值取向一直以来始终是刑罚的基本属性，同时，报应主义的刑罚思想也一直是刑罚的基本格调。     

论康德哲学与现代法治的伦理基础

无论是从伦理学方法论意义上还是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康德哲学都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或法律命题,即为了人类自我本性的保全与完善,人们应当从善良目的和法律原则出发重新阐释抑或审视手段或规则本身.康德哲学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更加有益的视角和观点: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目的的存在,有其自在的人格争尊严,无论作为个体的人犯下何种罪行,都应当作为一个人接受审判和刑罚,从而使国家、社会及其个人都获得一种事实发现和道德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审判和刑罚又应当是“出乎善的目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和制度实践的国家,康德哲学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寻找谋求自身不断完善的伦理基础和行动方案.     

刑罚的非监禁化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刑罚的非监禁化是指对罪行较轻的犯罪人适用非监禁刑的一种刑罚改革趋势.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运动的一大主题,刑罚非监禁化以人权保障理念、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以及"两极化"刑事政策作为理论基础.在当下的中国,实现刑罚的非监禁化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其一,树立慎用监禁刑的刑罚理念;其二,加强刑事立法;其三,完善量刑方法;其四,推行行刑社会化.     

论刑罚权发动的理性节制

刑罚权自身具有无限的扩张性,它的非理性发动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在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此加以有效的节制。社会正义从道义上和高昂成本从经济上成为制约刑罚权发动的两个重要元素。在对刑罚权进行理性节制时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以宪法为纲、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接受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牵制。     

刑罚的当代困境：表现、缘由及出路

当前我国刑罚陷入了某种困境。具体而言，其一，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名为轻重有度、宽严相济，实为多重少轻、重罚愈烈；其二，刑罚效用不当夸大，刑罚实际效用与国民心中的期待效用之间尚有距离；其三，刑罚结果信任危机，裁判结果屡遭质疑。出现如此困境的缘由在于刑罚目的混乱导致刑罚设置轻重失衡，功能不明导致刑罚效用受损，而判罚机械、说理不足导致刑罚结果难以获信。对此，应当重新明确刑罚目的；合理认识刑罚功能；以公正为价值目标，克服判罚机械、说理不足的弊病。     

刑罚人道主义探析

刑罚人道主义及其原则作为折射刑罚文明程度的尺度使刑罚越来越具有人性、仁爱的特性,并且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国际社会的共识。它强调,犯罪人也是人,也有其尊严和独立人格,对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待遇均是反人道的。但在中国的刑罚实践中,与刑罚人道主义原则相抵触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对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进行梳理,探讨刑罚人道主义的根本内涵和实现途径,从而推进中国的刑罚法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