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计量及应用研究

历史成本计量方法可以很好的体现以重复劳动为主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但是对于以智力劳动为主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就存在很大的不足,这就需要结合实物期权方法。要考虑人力资源的剩余价值,知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创新性劳动作为剩余价值的计量方法。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工资不仅作为劳动报酬还体现劳动价值,根据工资等级将人力资源计量引入工资薪酬制度中,激励企业的员工创造更大的价值。     

城市规模、技能差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基于2007年CHIP数据,从技能差异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城市总体工资溢价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对劳动力有一定的正向技能选择性,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在控制相关的城市、个体质量、行业和地区特征,并对名义收入采用部分调整法后,不同技能劳动力均享受了大城市的工资溢价,且该结论在改变指标度量、考虑内生性等情形下仍然稳健。文章进一步考察不同技能劳动力获取大城市工资溢价的途径,发现仅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源于大城市更高的物价,而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大城市通过这两条途径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正规教育再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以及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本文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市技能工资差距和大力投资人力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技能和教育：另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技能基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期间，企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这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力比较容易获得，因为伴随着高技能劳动力雇用份额的增长，其工资也在迅速增加。工资和雇用的这种格局表明，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市外劳及本地居民就业调查的有关数据,计量分析了外劳和本地居民构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结构,以阐明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本文的构成如下:首先,概要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和计量分析的框架;其次,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再次,援用Mincer的工资函数理论,计量分析人力资本、户口制度等因素与工资的关系,旨在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即外劳与本地居民的市场分割性和各阶层内部的竞争性;最后,总结实证分析的要点,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主要起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尤其是对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歧视。     

美、日两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比较

一、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 美国的市场经济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对于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很发达,人力资源的流动性比较大,人力资源工资价格水平由市场决定。企业首先根据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及供求平衡状况,拟订各级各类技术、管理岗位及技术工人或其他岗位的工资价格。然后,参照劳动力相关岗位的最新工资水平,自主决定本企业各级各类岗位的工资价格。最后,普遍实行“岗位等级工资制”。     

员工效率工资与企业的管理效率分析

本文在文献回顾基础上分析了效率工资的solow模型和shapiro-stiglitz模型存在的局限性,认为由于工资合约具有非完备性特点,通过工资合约对员工进行完全激励是困难的;之后基于重复博弈理论构建了同时考虑内外部劳动力市场要求的效率工资模型,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企业和员工在效率工资博弈过程中的行为和策略,揭示了该模型较之均衡效率工资模型具有的更为丰富的经济内涵,从八个方面阐述了效率工资对企业提高管理效率的价值,认为效率工资需要与其它激励机制相互补充.建立全面报酬体系才能实现其激励的目的.     

中国崛起要转向人贵物轻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似乎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被许多经济学家欢呼为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检视现代史上的大国崛起,靠廉价劳动力是无法维持大国地位的。中国要崛起,要依靠建立在高劳动生产效率基础上的劳动力。经济学鼻祖预言大国兴衰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国民财富的增长,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征候。高工资并     

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同部门性别工资差异分析

非国有部门与国有部门相比趋于在更具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国有部门性别工资差距比非国有部门低得多（MaurerFazio和Hughes,1999）。从国有、集体到私有部门,工资差距中歧视能解释的份额逐次降低（Liuetal,2000）。本文用计量方法分析描述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不同部门间的性别工资差异。     

新形势下企业工资成本效用最大化问题的探讨

当下,我国劳动力资源已进入"拐点"期,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劳动法对劳动力市场的规范更加严格,同时,也更加偏向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企业用工条件越来越苛刻;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能和产业结构调整同步,结构性失业率增大,企业工资成本不断增加。因此,如何优化工资成本,实现工资成本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已被业界广泛关注。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体会,来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希望本人所提的建议,对于"企业工资成本效用最大化"有一定帮助。     

所有制分割、行业选择与工资差异

为揭示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引起的工资差异,基于二元选择Logit模型和Mincer方程,构建二元选择Logit-非歧视分解模型,将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分解为行业间可解释、行业间不可解释、行业内可解释、行业内不可解释1(超额回报)和行业内不可解释2(不足回报)5个部分。以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对在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的中国城镇居民行业选择行为、工资决定机制、工资差异构成等进行定量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劳动力特征显著不同,导致其行业选择行为存在较大差异;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工资决定机制显著不同,导致其工资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劳动力特征差异可以解释其中的60.10%,仍有39.90%不可解释部分形成国有部门非正常的工资溢价。     

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中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数据与220个地级市的城市特征数据,研究了公共服务与工资等城市特征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劳动力选择流向某个城市,不仅为了获得该城市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而且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服务等公共服务。通过控制户籍制度的影响和剔除来自公共服务相关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方面的影响后,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仍然稳健。同时,我们还发现长期流动的劳动力更会选择流向公共服务好的城市。基于我们的实证发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向公共服务水平好且工资水平也高的大城市集聚的状况,促使劳动力的空间分布更加均匀化。然而,从变量标准化后的回归结果看,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作用系数都小于工资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分散人口分布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居住的外来劳动力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新技术日益接手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工资分配方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其中,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工业机器人的引入促使非常规任务相对工资增长,从而非常规/常规任务工资差距扩大。利用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机器人使非常规任务工资大幅增益,工业机器人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任务偏向型(TBTC),而非传统意义的教育技能偏向型(SBTC)。此外发现,在私营、外资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对任务工资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工资差距更多来自于非常规能力的价格效应而不是禀赋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及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中国城镇职工性别工资差距的演变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分析了城镇工资的性别差距的演变特点和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在1995~2007年期间特别是2002~2007年期间工资的性别差距显著扩大,其中不可解释部分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显示了性别歧视的严重化问题。特别是年纪轻、学历低、职业差、行业差的女性职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受到更为严重的歧视,导致了低收入群体性别工资差距的迅速扩大。基于这些发现,本文认为在经济改革和城镇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女性职工所受到的冲击和面临的劳动力市场歧视问题是值得关注的。     

完善工资晋升制度应考虑的主要问题

想要确立并完善企业的工资晋升制度,应基于对工资概念有明确定义的层面上。依照我国政府的有关标准,工资指的是企业根据我国相关法规及劳务约定,通过货币的方式支付给员工的薪资酬劳,例如:日薪、月薪、年薪、年终奖等。然而,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社保、劳保等费用都不归属于工资的范畴。本文简要论述了企业在完善工资晋升制度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目的在于制定出较为科学、合理的薪资晋升标准,使员工满意,使企业缩减资金投入,达到双赢。     

“入世”与效率工资论

<正> “入世”对中国工资制度的冲击 劳动成本低是我们过去一直引以为荣的观点。但过去的劳动成本低是按“人头”来计算的劳动力便宜,这并不意味真正的优势,因为便宜的劳动力往往等同于低生产力,生产成本可能更高。只有生产力本身高工资又低的情况下,才可以说劳动力成本低。如果生产力不高,工资再低,那也不是优势。我国企业过去真正享有的优势是对高质量的人才支付低的价格:即所谓“价廉物美”。中国加入WTO后,所谓“价廉物美”的人才不会再有。     

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根源与表现

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廓清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三大特征:工资差异、流动障碍及代际传承,揭示了其根源和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根植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虚化的剩余索取权使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约束,形成迥异于私有企业的特殊工资方程与畸高人力资本回报。同时,内生于国有企业特殊产权属性的"编制"制度阻碍了劳动力优化机制对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根本准则的执行,使劳动力资源无法在部门之间自由配置。此外,职位稀缺和人力资本的"不可测"在所有权虚置条件下激励了经理人的寻租行为,父辈的就业性质成为决定子女能否获得国有企业"进入许可"的关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传承。     

西方工资差别理论与我国工资现状研究

本文系统地阐述了西方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别理论,着重介绍了弗里德曼的劳动供给与工资差别理论,以及按照形成原因所归结的四类常见的工资差别,这些经典理论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工资决定机制有着较强的解释力,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对我国建立有效的符合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工资决定机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本文对我国现阶段居民的工资水平和工资收入差异问题进行了总结,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城乡、性别、行业和所有制等方面。     

工资集体协商的现状分析及改善对策

工资集体协商是集体谈判的核心内容,目前我国劳资矛盾尖锐,工会不能发挥应有职能,主要是由我国工会的性质和能力、现行的劳动力市场的性质、谈判代表的独立性和规范性缺失、员工对工资集体协商的认知度低造成的。现阶段,我国集体协商制度可以通过健全工会组织、规范谈判主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宣传获取员工对工会的认知度来有效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设。     

非道德地看待企业外迁

<正>近来,珠三角地区制造企业"外迁潮"比较引人关注。尽管存在很多解读,但普遍都认为企业外迁是由珠三角地区的成本压力造成的,劳动力工资和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并认为,企业这样的做法不道德,是为富不仁的表现。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来源与经济机制

在我国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城市群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对大城市工资溢价的来源以及经济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和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CMDS)数据,通过因果效应识别和基于分布函数的参数估计方法,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大城市工资溢价的3个潜在来源:静态效应、动态效应和选择效应,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解释。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情况下,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仍然存在,而且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是解释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选择效应并不明显。进一步,通过对大城市工资溢价形成机制的研究发现,大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更为完善、劳动者寻找工作的时间成本更低以及劳动者更有可能积极转换工作,是大城市静态工资溢价存在的重要原因。而增加教育投资、加大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有利于提升其动态工资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