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支出适度规模估计及最优动态路径研究

在分析政府支出最优规模的理论框架基础上，运用巴罗模型构建最优政府支出估计模型，利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1983～2007年）分析得出政府支出适度规模值为占GDP的34．66％，并在此基础上根据道尔顿最大社会收益原则，从形态上描绘了政府支出最优规模的动态路径，对探讨政府支出最优规模的变动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分析思路。     

防减灾投资支出、灾害控制与经济增长——经济学解析与中国实证

本文通过一个具有风险约束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政府防减灾支出与灾害控制、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设定,利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预期效用和风险决策原理建立了一个两期的防减灾支出与经济增长模型,并以1990-2009年的中国灾害损失与经济发展数据为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结论是,在满足风险预期的约束条件和灾害总成本最小化的目标控制过程中,政府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存在最优的规模效应,适当水平的防减灾投资支出可以有效控制灾害损失;但是防减灾投资支出对当前以及近期资本存量积累和消费预期的影响程度在我国十分有限,政府的最优决策行为应该是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防减灾工作,一个完整而且有效的灾害管理体系应该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在一般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预防性的防减灾投资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鼓励个人积极参与防减灾过程。     

生产性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最大化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研究生产性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这一财政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理论研究中,通过构建包含政府财政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推导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下各自最优的生产性财政支出结构,并分析了政府生产性财政支出在两目标下最优支出结构的差异及原因.实证研究发现,2004年～2012年间,中国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政府生产性支出在社会福利目标下的最优占比普遍低于经济增长目标;而在2004年～2008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还未达到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政府的生产性财政支出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在2009年～2012年间,政府实际的生产性财政支出占比已接近甚至超过了两目标下的最优占比值,继续增加生产性财政支出将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升都产生抑制作用,尤其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更为明显.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政府更需审时度势、通过适时优化财政支出以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地方政府规模的考察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南京和无锡为例

本文在1980-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基础上,对南京市、无锡市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了其地方政府规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南京市的政府财政收入规模过大,但财政支出规模过小,根据本文的计量回归模型计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应为26%;无锡市整体政府财政规模过小,相应得出的最佳政府支出规模应为22.6%。最后,本文对这一实证结果进行了解释。     

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财政政策,而经济增长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财政支出政策有密切关系,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会对财政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进行调整,以期能够熨平经济的波动,并保证经济正常有序的发展。本文主要就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公共支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的经验分析

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问题一直在理论界颇有争议,对各国政府公共支出政策效应的实际考察也众说纷纭。作者认为,在公共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这既包括与大规模的公共支出相伴随的安装和调配成本,也包括由于公共支出过程中的寻租和“非生产性寻利”行为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了考察调整成本对公共支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对中国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展开了时间序列和横截面的经验分析。自198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与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中央的财权相对于地方政府逐步削减、预算外支出比重不断上升、预算外支出主要由地方所控制等种种现象都表明,围绕公共支出的调整成本上升了,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我国民生支出的规模、特征及变化趋势

最近十多年,用一般预算支出和广义政府支出口径测算的我国民生支出规模都呈快速增长态势。2007～2020年间,一般预算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从29.3%上升至38.8%,占GDP的比重从5.4%上升至9.4%;2010～2020年间,广义政府民生支出占广义政府支出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占GDP的比重从10.6%上升至15.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我国广义政府支出的最大支出,教育支出次之,卫生健康支出快速增长并逐步与教育支出接近。同口径相比,当前我国广义政府民生支出与经合组织国家中较低水平国家接近。但近十年经合组织国家民生支出相对规模稳中有降,而我国则呈显著上升趋势。未来十年,我国广义政府民生支出规模将持续增长,不同于过去十多年的增长源于以社会保险项目为主的民生项目扩展,未来将主要由老龄化驱动。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克服社会保障多部门管理、统计口径调整的局限,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的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我国199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社会保障支出及分权、财政分权等的经济效应进行了DriscollKraay标准误回归与计量检验;证实了以上变量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出合理界定政府间社保支出责任、权衡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等政策建议。     

探寻财政管理工作规律不断提高财政保障水平

政府的职能之一就是提高收入。只有积寻找财源并扩大财政规模,才能不断提高财政保障水平。尤其是在县域经济条件下,如何壮大财政、盘活财政是政府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由于我县财政刚性支出不断增长,财政收入来源与财政支出形成了缺口矛盾,使得财政压力不断加大,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理财意识,     

烟台市居民消费状况调查

正居民消费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对烟台居民的消费现状做了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论证分析找出制约居民消费的因素,根据分析结果提出相关建议,旨在配合政府经济工作的各项部署,加强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引导,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烟台市居民消费结构分析(一)居民消费支出大幅度增长。近五年来,烟台市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大幅度增长。2012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315元,比2008年的13152元     

需求不确定情况下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的最优补贴

从化解绿色技术创新的环境外部效应出发，对绿色产品消费过程中政府如何给购买者提供补贴问题进行了研究。假定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存在不确定性，讨论了需求函数分别为加法形式与乘积形式时，企业如何确定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以及政府如何选择补贴方式的策略问题。研究认为：给定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政府提供的最优补贴或者价格折扣、企业最优产量以及政府实际补贴支出随着政府期望实现销售目标的提高而增加，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而增加。从政府补贴支出最小化角度来看，固定额度补贴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给定政府补贴支出，从实现企业产量最大化角度来看，价格折扣方式为政府的最优选择。对消费者来讲，政府应用价格折扣方式能够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支出，提高消费者获得的福利剩余。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04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农村公共支出、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其作用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从支出结构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而且,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目标偏差,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甚明显,从而限制了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进而不利于公平增长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改变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以及如何将公共支出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相结合等问题。     

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要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良性运行,社会保障支出必不可少,社会保障在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影响。本文从社会保障支出分权新视角,对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分析社会保障支出、财政分权的经济效应,分析社会保障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增长

地区间经济差距的扩大化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乃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回顾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效应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财政政策效应的空间差异性。然后,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本文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即在政府财力给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须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     

发行国债的挤出效应——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各国纷纷出台刺激经济政策。我国根据国情制定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方案,其中2009年预计的9500亿元财政赤字最引人注目。国债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成为扩大内需的支撑。政府发行国债直接扩大投资支出,此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经济分权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紧密结合是中国式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讨论地方政府支出结构偏向的激励根源,并通过构造财政分权指标和政府竞争指标、利用1994￣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我们的推断进行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结论是: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明显扭曲;并且,政府竞争会加剧财政分权对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竞争对支出结构的最终影响则取决于分权程度,而1994年之后包括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在内的现行重大政策并没有缓解这种状况。这意味着,中国式分权在推动市场化和激发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同时,与之伴随的成本可能正在上升。     

有效税率、投资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实证

本文测算了我国劳动、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以反映这三种要素的真实负担情况,然后,利用结构VAR模型分别研究三种税率的结构性冲击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消费支出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程度最大,短期内有利于投资率的增加,长期来看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有效税率的正冲击对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短期效应为正,长期效应为负;对资本收入征税,短期内不利于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长期来看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因此,我国税收政策调整的中长期目标应尽量选择以消费支出为税基,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优金融结构的存在性、动态特征及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基于金融监管视角,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阐释了最优金融结构形成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内在机制,进而分析最优金融结构的动态特征和经济增长效应。研究表明,当且仅当对规模适中的企业进行监管,社会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此时存在唯一的最优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相匹配。不过,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最优金融结构呈现指数化的动态演进趋势,并对经济增长率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最优金融结构并非绝对的市场主导型或银行主导型,而是取决于一国实体经济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股票市场资本形成总额、交易总额与银行信贷的比例作为金融结构的测度指标,采用2004~2012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96个国家构成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显示,金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为正,且金融结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此外,多种金融结构理论同时得到实证支持,它们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相互排斥。     

影响新疆乡镇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因素分析

政府的运行成本主要是指政府在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支出的总和。近些年来,政府运行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快速的增长起来,影响政府运行成本的因素很多,本文通过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弄清该因素对政府运行成本的影响程度,以期更为直观的认清新疆乡镇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