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     

新贸易理论与外商在华制造企业的出口决定

本文探讨外商制造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将重点放在企业的各种特征上 ,包括它们的规模、研究与开发强度以及劳动生产率。我们认为 ,区位因素也是影响外资企业出口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的结论支持了强调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对出口的重要性的新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和其他区位因素也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1995年外商在华全部制造企业的数据 ,并构建一个二项分对数模型 (binomiallogitmodel)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外资企业的出口决策决定于企业规模、产业以及区位特征。外资企业和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促进了外商制造企业的出口。此外 ,外资企业特别是亚洲投资者和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     

研发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及出口扩大效应

利用异质企业模型并引入研发作为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异质因素,研究发现在一定的范围内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能够带来利润的提高,并且企业选择出口或者增加出口交易量能够扩大研发对企业利润的促进作用,即出口具有扩大效应。根据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发现:(1)企业研发规模与利润规模呈显著的正相关性,从而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促进作用;(2)如果保持生产率不变,企业研发规模对利润规模的偏效应大约降低1/3,从而生产率是企业研发影响利润的一个重要途径;(3)企业选择出口尽管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但是证据较弱;(4)具有强烈的证据显示企业增加出口能够扩大研发对利润的促进作用。总之,研发对企业利润可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企业出口很可能会扩大这种促进作用。     

出口集聚企业“双重成长环境”下的学习能力与生产率之谜——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的共同视角

针对我国省份(地区)的企业TFP度量以及相应的核密度分布对比,研究发现集聚(或出口)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程度均弱于非集聚(或非出口)企业,表明"集聚中学习"和"出口中学习"机制导致企业在模仿学习过程中走向生产率同质化。而集聚出口环境下的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双重学习能力和异质性程度均明显,即创新效应大于模仿效应;内资企业的双重学习能力强于外资企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发现集聚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加对"销售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学习能力,出口环境可增加企业的经验值;技术迁入型的外资企业在集聚(或出口)环境下的学习动机和能力不足;研究还发现出口型企业更加依赖集聚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学习能力提升。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中国企业低价出口之谜——基于企业加成率的视角

中国企业出口的一个奇怪现象是:出口产品价格远低于国内价格。这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从成本加成率的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检验中国出口价格过低的形成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并且,长期的出口退税、补贴政策,以及出口企业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是导致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过低的重要原因,从而解释了我国企业的低价出口之谜。     

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与出口: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

本文运用Ellison和Glaeser(1997)构建的EG指数或γ指数,量化了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并进一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模型讨论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γ指数测算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程度明显在加深,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行业不断向东部沿海有限的几个省份或区县集中,成为了高度集聚或非常集聚的行业。计量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现象在本文得到了验证,即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强度反而更低;但本文并没有发现"融资约束悖论"在中国的存在,本文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弱的企业,出口强度更高。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资本密集度、经营规模、劳动成本以及经营年限等都是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重要因素。     

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各种效应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鉴别出了外向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几个机理,进而针对中国外向FDI分布现实做了必要的修正,由此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中国正在涌动的外向FDI浪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经验性检验。研究表明,虽然中国企业的外向FDI历史不长,但规模已经不小,这种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已开始显现。通过对FDI流量与要素生产率变化之间相关性的考察,能够较清晰地捕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新企业创业导向转化为绩效的新企业能力:理论模型与中国实证研究

新企业高失败率和成长巨大差异性引起了学者们广泛关注,并导致创业导向研究的丰富成果.鉴于现有研究陷于新企业创业导向与绩效问无限追加调节和中介变量的复杂模型中,而忽视了对其中关键要素的深入挖掘,本文基于演化经济学、战略理论和组织理论,认为新企业从创业导向到组织绩效,中间需要一定的转化路径与能力支持,并提出新企业能力构念,构建了"创业导向一新企业能力一新企业绩效"模型,并通过150份有效样本验证了中国背景下新企业创业导向和新企业能力的维度构成以及与新企业绩效的关系,同时也发现了新企业创业导向与绩效之间的环境敌意性和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新企业能力的显著中介效应.     

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

生产率是衡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生产率除了与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有密切联系外,还与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关系.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用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作为家族管理的替代变量,建立家族管理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函数,以2002年～2006年沪深两市制造行业的283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生产率的角度检验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家族上市企业全样本中,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族指定管理层、家族成员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管理对企业生产丰的负向作用在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子样本中更明显,家族参与企业管理的程度越高,企业生产率越低.     

创新的贸易利益与企业异质性研究综述

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主要研究企业层面的微观经济活动及产生的贸易利益。笔者根据开放条件下创新活动引致的贸易利益及其影响机制,对国外最新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一是创新活动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内在生产率,提供新的贸易利益源泉;二是创新决策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途径,大体上通过出口市场规模扩大效应、采用先进技术与否的二元决策、投入创新活动的强度差异决策等不同影响机制来实现;三是异质性贸易理论的企业创新与出口行为的研究成果,对深入认识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微观联系机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深远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多产品出口企业、生产率与产品范围研究

企业的资源优化配置一直是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课题。本文基于多产品企业的垄断竞争模型,构建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范围的内生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多产品企业选择产品范围时的资源配置问题。基于2000~2005年的海关和企业数据,本研究采用泊松估计、广义最小二乘估计等方法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与其所占的市场份额呈倒U型关系;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市场份额的增加;进而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与企业的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本文利用理论和实证验证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范围与市场份额和生产率的关系,试图给政府宏观层面的贸易政策设计和企业的贸易行为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借鉴。     

关税对加工贸易企业竞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1998~2011年的关税数据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贸易自由化对加工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显著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关税减让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关税减让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提高了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水平,而技术创新水平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是关税减让所带来的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增强了其对外的竞争力。     

生产率门槛与出口等待

基于2000—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层面交易数据,本文首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进行了分布估计,研究发现企业出口等待时间平均为4.7年,中位值为5年,且存在明显的正时间依存性。接着,本文进一步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探讨了出口临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的提高将显著延长企业的出口等待时间,且这一论断得到了多种稳健性检验的支持。另外,风险比率的估算结果表明,生产率门槛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将下降0.2827%。再者,本研究表明生产率门槛对企业出口等待时间的延长效应具有显著的所有制、行业与地区异质性。进一步地,本文发现入世有助于弱化企业出口等待的门槛效应,而不确定性的上升则将加剧这一效应。本文的研究表明积极地推动各种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为企业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应当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中国出口企业与生产率关系检验与解释 基于市场采购贸易视角

<正>本文使用2020和2021年两期中国海关数据库分别从行业、地区、规模、企业所有制等层面进行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并从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视角对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进行成因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仍然存在明显的出口生产率悖论现象，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沿海地区企业，而市场采购贸易政策虽然可以有效扩大出口规模，但不能提升企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因此提出建议，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引导企业发挥“出口学习”效应，在出口竞争中提升生产水平。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更低?——基于固定成本异质性视角的解释

为何高出口密集度企业的生产率反而更低?通过将出口密集度和固定成本的取舍关系融入经典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阐述了出口密集度与企业生产率的关联机制。模型结论表明:低效率企业会通过"低固定成本—高出口密集度"方式参与对外贸易,高效率企业则通过"高固定成本—低出口密集度"方式同时在国内和国外市场进行规模化销售。当外需减小时,大规模高出口密集度企业可能首先退出市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本文为理论模型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     

民营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的思考——以温州民营出口企业为例

由于我国民营出口企业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打进国际市场,对欧盟等国家的商品造成冲击,引来了普遍不满,于是贸易壁垒不断增加,反倾销诉讼日益增多,查扣、抢烧、联合抵制……各种不测事件频频袭来。面对贸易壁垒,多数民营出口企业仓促应诉,最终遭到沉重的打击,不少企业被征收不同程度的反倾销税,使民营出口企业的利润大为减少。2006年12月20日是欧盟反倾销起诉的最后期限。国内1600多家鞋企选择退缩,只有奥康等四家鞋企向欧盟法院递交反倾销起诉书。面对国际贸易壁垒,民营出口企业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从容应对国际贸易壁垒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理论裂变与检验重塑

为了寻求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存在的理论解释,选择Melitz(2003)构建的模型框架,凝练出能够得出"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内销"命题所依赖的7条假定。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假定,探寻了可能造成"悖论"的一系列原因,从而基本上囊括了目前所有对"悖论"的解释。利用2006~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利用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与支付工资总额变量,计算一种命名为"投入成本生产率"的生产率,用于检验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检验发现在30个制造业行业中有29个存在"悖论",从而成为了支持"悖论"存在性的最强经验证据。最后,探讨将"悖论"作为经济现实时,如何对待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问题。目前,无法构建导致"悖论"存在的充分条件,除非设定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即使能够得到这种充分条件,所依赖的模型构建也只是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相平行的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现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