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视域下的洛克符号学的本性

洛克的符号学包含观念理论和语言理论两部分,构成了洛克意义理论的完整结构。符号学是为他的认识论服务的,有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下图示洛克符号学中的三重标识关系及其与认识论的关系。知识不同于真理。在知识层面,观念标记的缺陷和语言标记的参与会导致不可知域的形成。在真理层面,以观念标记构成的心理命题则因无法彻底摆脱以语言标记构成的口头命题的影响而与后者一样不易成为真理。观念标记在自我心中实现理解,而语言标记则在主体间摧毁人类理解,标记的这种错位性质使洛克的知识体系成为必然性与随意性的矛盾体。洛克符号学中的矛盾特性预示着现代符号学的困境和发展。     

构建濒危语言指标体系的初步设想

濒危语言现象是当今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中的热点。如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 ,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来识别某种语言是否处于濒危状态 ,是濒危语言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构建衡量濒危语言指标体系应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开放性以及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原则。本文认为衡量濒危语言的主要指标有民族语言使用人口的绝对数及其占民族总人口的比例、青少年语言使用者在语言社团中所占的比例、语言使用能力、语言使用范围、族群的语言观念、语言结构系统的衰退等几个方面。衡量濒危语言的参考指标有族群人口流动、地理分布、是否跨境、是否用于宗教、有无本民族文字、语言关系、国家语言政策等因素。以上各指标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共同构成衡量濒危语言的综合指标体系     

论语言能力的作用表现与语言观念的心路历程

作为语言现象经验主体的语言行为者,拥有语言能力的事实无可置疑。这样的语言能力可以进一步区分为语言感性能力和语言知性能力。语言知性能力,主要涉及心理过程的语言观念形成与展示,以及语言观念的存在地位与作用。语言观念作为心理经验对象的形式存在,首先源自语言现象的经验,而且它还要表现为一种"自然化"的观念存在。语言观念因为语言现象与自然物的是否一一对应,而被区别为抽象与具体。     

自然语言现象的观念化过程重塑

在我们将语言现象视为自然形式的存在时,它所指向的对象就是作为普通语言学主要研究的内容;自然语言现象的存在说明不可缺失语言行为者的语言感知经验,而语言感知经验的发生则要基于语言能力的存在与应用,其心理成果体现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各种观念.不论是涉及语言现象的简单观念,还是复杂观念,它们的产生必须出于后天的经验学习,即出于语言知性能力和语言感性能力的应用,唯有后天的经验过程方可带来语言现象观念的存在与变化.     

国家意识维度下的语言观念

国家意识是指公民对主权国家（也可指民族国家）的认知、认同意识,既是一种政治意识,也是一种文化意识。语言观念是使用某语言的集团或个人对该种语言的价值评价和行为倾向。语言观念与国家意识互为作用,对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发展有着能动作用。在现代社会,树立正确的语言观,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至关重要。     

被发现的风景——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相对一致的方向性指引和一元化规训.<讲话>以后渐次展开的"文化下乡"运动促使作家在思想改造与语言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工农兵"化,然而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一旦落实到文学实践,仍然遭遇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难以协调的创作难题.     

语言认同的困境——延安作家的语言观念与创作实践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相对一致的方向性指引和一元化规训.<讲话>以后渐次展开的"文化下乡"运动促使作家在思想改造与语言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工农兵"化,然而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一旦落实到文学实践,仍然遭遇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难以协调的创作难题.     

从语言看时空观念的不平衡性

从语言现象中可以看出 ,人类的时空观念具有不平衡性。其主要表现是 :空间观念早于时间观念而产生 ,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之上产生的 ;因而在人类认识中 ,空间的地位比时间更重要。这种不平衡性产生的原因在于 ,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在感知的难易程度上 ,在生活中的地位上 ,以及在表达的难易程度上都有不同。从空间观念发展出时间观念 ,其途径是可以把握的     

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大胆探索——评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学者们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数以百计，作者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出发，编制出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最近出版的由汪应果、吕周聚主编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重写试验，在文学史观念、研究视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体现出新的突破。     

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的“заодно”观念场

“заодно”观念是俄语语言世界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运用观念场理论和观念分析方法分析“заодно”观念的内容，构建“заодно”观念场：核心、近边缘、远边缘和最边缘。观念关键称名词заодно的词典释义表征的特征位于场的核心；同义词、反义词表征的特征位于场的近边缘；童话文本、文学文本、谚语俗语表征的特征构成阐释场的社会文化区和格言区，分别位于场的远边缘和最边缘。     

文学史秩序&#183;经典&#183;权力

经典是文学史的骨架,经典化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重要职能;经典的形成受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监控与规引;经典作品的释义是文学史书写的关系中轴.     

知言:周作人的文学汉语实践与现代美文的发生

本文从周作人文学汉语的实践过程来探讨现代美文的发生,认为周作人的文学汉语特色可以用"知言"来概括,分三层论述:首先描述了知言的特性构成了美文的特征,接着分析了知言与美文何以能够统一的历史过程与逻辑原因;最后探讨了周作人知言形成的原因.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中国传统文学观主要有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这两种文学观在西方现代文学观的强烈冲击下，仍然得以延续。阮元的纯文学观、章太炎的杂文学观、刘师培的纯文学观与杂文学观都与传统的杂文学观和纯文学观密不可分，可谓传统文学观的现代余绪。     

论唐代白话诗歌语料的利用

充满禅意的唐代白话诗融诗歌、佛门倡言于一体,形成了既迥异于汉语梵歌,又不同于翻译文献的体式。因其特殊的传承方式,承前启后的唐代白话诗有很多诗作年代、作者难以确切。在梳理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从语言组织方式、文字、词汇等方面对唐代白话诗歌语料进行综合考察,可以最大可能地为汉语史及其他学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唐代白话诗歌语料。     

汉文学作品中的模糊语言及其模糊性

作为语言的本质属性,模糊语言在汉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通常可分为语义模糊和语用模糊两种.汉文学作品的模糊性主要是由汉语本身的语言特点、文学语言的基本特征及读者对原文的不同的理解造成的.     

勃兰兑斯文学史方法对文学史建设的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一直存在着机械他律论、体例僵化、形式和流变研究贫乏、对传统治史方法不能更新等问题.勃兰兑斯的洋洋六卷本文学史巨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综合前人各种文学史方法,强调在大文化视野中把握文学史现象,由精神之点出发透视欧陆文化和文学整体,以能够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的典型人物或事件为核心,致力于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美学分析,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著述风格.这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学建设是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兼论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

"文学是什么"是文学界一直关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在文学研究领域和文学史研究领域,其意义和价值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研究应该注重理论创新,大胆地回答"文学是什么",以推动文学思想的发展;文学史研究则应该讲求实事求是,小心地考察"什么是文学",以描述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20世纪有关研究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许多启发.中国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研究都多少有些模糊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都多少采用了一些本该主要由对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使得文学研究缺乏足够的理论创新,而文学史研究又多了一些主观的成见.如果我们能够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适当做一些分理,鼓励文学研究者大胆进行理论创新,而不止于阐释前贤,同时也鼓励文学史家更多地尊重古人,而不要强迫古人服从自己,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面貌也许会有新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