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

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城镇已形成“府城—县(州)城—集镇”三级体系,其城镇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农村集镇的发展,这使得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渐趋均衡,具有集镇占绝对优势、县级城市居中、府治城市相应发展、呈金字塔形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     

宋代蜀道城市与区域经济述论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二高峰时期,在城市的地域结构上出现了四大城市带,其中的蜀道城市带因其不同于汉、唐时期的自然人文环境而迅速崛起;蜀道畅达的交通,开放的交通网,为商品流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茶马、茶盐贸易为龙头的商品流通潮,使西北秦陇市场和西南川蜀市场相互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强大的经济辐射力,促进了以蜀道为轴线,以成都府、梓州、兴元府、洋州、京兆府、秦州等三府三州为支点的蜀道城市带的繁荣发达;蜀道城市带的崛起,是汉唐时期不可想象的,也是元明清时期无法企及的.     

新疆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测度及评价

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的贫困地区,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民生发展都面临较多困难。包容性增长是南疆三地州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维护边疆稳定的必然选择。该文运用模糊隶属度综合评价法及综合评价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4个方面对新疆南疆三地州2005—2015年包容性增长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指数平滑法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动态预测。研究发现:新疆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十年间呈低幅匀速上升趋势;2005—2010年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不包容"阶段,2011—2015年包容性增长水平处于"勉强包容"阶段;从分类包容度指数走势角度分析,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动力,社会的普惠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有力支撑,文化的缓慢发展是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的制约因素;短期内南疆三地州包容性增长水平将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增速仍旧迟缓,表明南疆三地州未来发展仍有较大阻力。     

中国城市空间营造思想演变研究

中国的城市空间营造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分为五个阶段,首先是1859年之前的古代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礼制思想;第二阶段是1859—1949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传统礼制和西方营造思想之间的相互融合;第三阶段是1949—1979年,这一阶段是在政府威权影响下的城市空间营造;第四阶段是1979—2009年,这一阶段是市场经济影响下的城市空间营造;第五阶段是2009年以及之后的中国,这一阶段将是多元文化和价值观认同下的城市空间营造。     

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

如果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作为终极尺度,从古代到当代的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哲学时期;2.以精神活动为根据观照—阐释—断言世界阶段——精神哲学时期;3.以生存实践为根据建构—阐释世界阶段——生存实践哲学时期。这三个时期又可以分别称为1.本原论时期;2.认识论—实体论时期;3.生存论—存在论时期。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历程作一番重新整理,将证明上述论点并找到先前哲学家和我们在哲学史中的位置。     

论隋唐五代淮河流域城市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 ,两淮地区城市的发育与发展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本文着重介绍其中四点。其一、传统的大城市焕发新貌 ,发展成为龙头地位的重要城市 ;其二、在龙头城市的辐射下 ,淮河流域城市群迅速发展 ;其三、沿交通要道一批新的城市发育并迅速崛起 ;其四、地方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两淮地区州、县治所所在地的城市普遍形成 ,显示勃勃生机 ,从而显示了社会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和轨迹     

“隋文帝并省州县说辨误”

隋朝统一后,在政治经济领域中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进行地方行政机构的改革。这场改革,岑仲勉先生曾经将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文帝时期,主要是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废郡一级,直接以州领县;二是炀帝时期,主要是大规模地并省州县机构。前一阶段改革,已普遍为人们重视,但对后一阶段改革,在当前流行的各种通史、断代史著作中,却有误解,有些误以为炀帝的“并省州县”也是文帝所为。这种误解从五十年代就已产生,直到近年新出版的教科书中依然有所反映。     

论隋唐时期的越州都督府

隋唐时期,今绍兴市被称作越州,其治城是浙江地区的军政、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南朝迄隋唐,置于今绍兴市的州级政区经历过几度演替,即东扬州--吴州--越州--会稽郡--越州的变化.隋开皇九年始,在越州城(今绍兴)先后建置吴州总管府、越州总管府、越州都督府、浙东观察司和镇东军节度司等地方高层管理机构.开元末年,越府管8州,相当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越州城是隋唐时期浙江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历史地位表现在:绍宁平原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动其中心城市的出现、越州城是联结内地与海外交通的中枢节点、越州城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文化名人辈出等方面.     

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阶段、特征与趋势

近代以来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一是1840—1949年,为外力(列强侵略)作用下的城乡分离的初步形成时期;二是1949—1978年,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分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三是1978—2003年,为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城乡关系调整与城乡对立扩大时期;四是2003—至今,政府引导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时期。未来城乡关系演进的趋势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地位的平等、城乡发展的互动、城乡功能的互补以及城乡空间的融合。     

1900至1941年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

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１９００—１９２１）是民族主义的萌芽时期，主要目标是争取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第二个阶段（１９２１—１９３２）是争取实现独立及初步建设民族国家的时期，委任统治名亡实存，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拉克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第三个阶段（１９３２—１９４１）是推进民族独立和阿拉伯统一运动的时期，本阶段伊拉克获得形式上的独立，但由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和失误，泛阿拉伯主义运动遭到失败。     

汉唐时期西域生态环境与屯垦开发研究

西域屯垦的兴盛与西域气候、生态的变化紧密相关。伴随着全球气候状况的周期性变化,西域气候、生态环境也呈现出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深刻地影响到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产方式。汉唐时期西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客观上促进了西域屯垦的发展兴盛。但同时由于西域气候的阶段变化和屯垦的时兴时废,给西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秦汉大鸿胪官职考略

我国古代掌管朝廷诸侯礼宾及四方部族朝贡事务的主管官员,先秦称大行人,秦时称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改称大行令,之后又改称为大鸿胪并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末期。大鸿胪秩中二千石,为九卿之一。本文对先秦、秦汉时期大鸿胪官职的渊源及职能演变作一考略。     

经济发展与战国秦汉之际法制建设的互动

战国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国家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战国时期的列国及秦汉国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方面的立法尤为关键。这方面的成就不仅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在出土的秦汉法律文献中也有丰富的史料,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财政管理方面的法规都有所建树,表现了战国秦汉之际国家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职能。     

论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的经济开发

先秦时期 ,现在的云南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 ,是我国较为落后的地区。但是 ,经过秦汉时期的开发 ,社会经济较以前有了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本文主要探讨秦汉时期对云南地区经济开发的一些措施以及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况。在目前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形势下 ,开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两汉太常选任及地位动态考察

太常作为管理礼仪文教事务的职官,在两汉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两汉王朝各个阶段礼制建设的发展,太常选任及地位也产生变化;反之,太常这一职官的变化,又对当时整个国家的礼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两汉时代的太常选任及地位变化,是理解两汉礼制,乃至整个汉代文化史的关钥。     

西安地区周秦汉与隋唐时期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

为探究西安地区各朝代古都文化之主要内涵与基本特点,结合大量史料,对西周、秦、西汉、隋与唐王朝都城之规制、建设、平面布局、主要建筑之思想理念进行剖析。分析认为：西周都城文化充分反映了周代礼乐文化;秦都城文化体现了大一统的精神;汉长安城文化以尊儒思想为主体,整合了前朝相关理论,并有所创新;隋唐长安城文化表征了多元文化的开放气象。     

论汉代的豪民役使与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

人身依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 ,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也直接影响对不同王朝政权性质的判断。人身依附关系早在战国时期就已产生 ,但由于秦及西汉时期中央集权统治相对强大、户籍管理较为周密、赋役制度重人轻地 ,加之私人蓄奴盛行 ,都使人身依附关系在西汉始终没有取代奴隶制进而上升为阶级剥削的主导形式。西汉末叶以后 ,上述限制条件丧失殆尽 ,从而使人身依附关系迅猛发展 ,“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历东汉一朝到魏晋时期最终确立     

论湖南人的形成(下)

西周之后,从楚人进入湖南开始,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湖南的汉民族也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潮流中发轫;秦汉至南北朝是湖南人雏形的形成时期;隋唐至两宋:湖南人雏形的发育时期;元明至清:湖南人形成的定型时期。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