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

儒商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 ,儒商在当代的缺失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儒商的呼唤归根到底是对商业道德或良知的呼唤。本文分析了作为一种“理想型”的儒商的概念 ,认为与工具理性相对的价值理性是儒商人格的核心要素 ,这种健康人格的大量涌现 ,既有赖于个人选择 ,也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商人阶层获致地位平衡的努力过程和结果都将促成儒商精英群体的出现 ,另一方面 ,儒商群体的存在将推动商人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 ,使之在未来的公民社会中扮演领导核心的角色     

试论宋代商人的经营之道

两宋时期,经商风气空前盛行,商人们普遍表现出较为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之道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在商品选择方面,基于当时工商业特点、社会风气和市场状况,多以消费品尤其是饮食类物品和奢侈品为经营重点;在经营区域和市场选择方面,则以人口大都市、专业化生产区域、交通要地和海外市场为主;在经营方式和手段方面,灵活多样,包括长途贩运、批发交易、预购产品、市场预测、包装宣传、树立品牌、完善服务等。商人经营策略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宋代工商业形态的变革。     

论宋代商人的广告自觉

本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宋代商人的广告活动实践蕴含着较强的主观自觉,迈向讲文化塑品牌、重承诺讲信誉的较高层次.这种广告自觉是宋代商人经济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双重体现,呈现出经济与文化的复杂互动,成就了宋代广告的新境界和新发展.     

科举制下宋代商人的社会流动及“士商对流”的出现

宋代科举制度对包括商人在内的普通平民的开放是宋代商品经济大发展时代的产物,是商品经济其固有特征——开放性、流动性、平等性、竞争性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反映。宋代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通过科举制成功地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宋代商人在实现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大并对后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突破,即在四民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松动下,士商两大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断模糊,士商之间开始不断地融通、趋合。     

宋代落第士人参与基层社会事务问题探究

宋代基层社会势力构成发生变化,各种地方势力开始重新整合。日益庞大的落第士人群体回归基层社会后,利用自身文化资源,占据地方教育舞台;通过守礼、行礼,身体力行儒家礼法,移风易俗,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从事各种地方公益慈善事业,树立在基层社会中的威信。他们通过有效占有地方社会事务领域,分割地方政府的公权力,逐步确立他们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成为政府之外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北宋士人群体社会地位变迁原因探析

唐宋之际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结构的演变及随之而来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为士人群体的壮大乃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北宋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为士人阶层更广泛的参与政治及改变自身命运,从制度上扫除了障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北宋王朝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对于形成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宋代笔记、历史记忆与士人社会的历史意识

纪实性的历史笔记于中唐从小说家者流中兴起,在两宋获得长足发展而蔚为大观。历史笔记主要记述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见闻,从理论上说,属于个人的书面历史记忆,其繁荣发展与科举士大夫阶层的兴起密不可分,反映了士人社会自觉参与本朝历史记忆的建构,积极争取历史书写的权力。宋代历史笔记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其时代特点和主要趋势是呈现宋代史学发展、士人社会历史意识深化的一大线索。两宋学者对历史笔记在内容、旨趣、形式、写法上的特点及其史学价值,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这是历史笔记获得自觉意识并形成撰述传统的体现。     

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

王曾瑜从教育、宋学、科技、史学、词、散文和诗等七个方面对宋代文明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认为宋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朱瑞熙从自身两次编撰“宋条”的体会出发,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认识;邓小南从中西方对宋朝历史的不同认识入手,重新探讨了宋朝历史,并阐述了产生不同认识的原因以及现在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张邦炜将宋朝放到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对其与前后朝代予以对比,进行了科学定位;胡昭曦从宋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宋朝的社会变革入手,对宋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再定位;何忠礼则从社会经济、文化以及科技成就等三方面专门对南宋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这些文章一致认为,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其在中国古代教育、科技和文化发展史上都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略论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分析

本文从社会结构方面考察了汉代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问题。作者认为,汉代商人的社会构成主要包括官僚贵族,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等,其中庶民地主、贩运商人和市籍商人是汉代商人社会构成的主体。汉代商人社会构成较复杂,这是当时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开放,商人社会地位的逐步提高。     

宋代基层社会问题探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与汉唐社会相比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相继产生.在诸多社会问题中,基层社会问题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民间宗教和秘密结社、民变、兵变、械斗、复仇、溺婴、弃子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方面的原因,还有宗教政策方面的因素.     

宋代士人心态的解读——以宋代昭君诗为例

昭君出寒是历代诗人乐于吟咏的题材,两宋共有近八十位作家创作了吟咏昭君的诗作一百三十余首。这些诗作寄托了宋代土人各自的人生感慨,从中可解读出他们精忠报国的热忱、怀才不遇的悲愤、对现实政治的控诉及人生无常的叹惋等各种不同的心态。     

论两宋时期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所受待遇之异同

中国古代国家的财政收入除了通过赋役获得外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贸易。宋朝由于其特殊的政治状况和国家形势,更是十分重视通过发展贸易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尤其重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宋政府也鼓励国内商业发展,对本国商人从事商业活动也有系统的规定。本文拟从经济、民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浅析宋政府对本国商人和海外商人待遇的异同,以便更好的了解的宋政府对商人的待遇方面的法律政策。     

从墓志看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

墓志的性质在宋代由哀悼文学转向传记文学，更多地记载墓主个人的事迹。本文通过墓志资料考察宋代士人家庭的择偶行为，进一步了解长辈为子女择偶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流行的择偶价值观。     

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分析

两宋时期,由于政府对商人商业制定的歧视性政策和社会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以及榷场关闭等原因,引起商人采取违规违法的非制度化行为进行抗争,宋代商人非制度化行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买官卖官现象严重,奢靡之风盛行,制假造假泛滥。宋代商人的非制度化行为是其对封建政府的压制所采取的自我保护行为,他们并不想和封建政府决裂,因此不可能建立起自己主导的社会秩序。     

唐宋商人舆服演变考述

舆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农本位政策下,商人以职业之故被特别从舆服上予以标识。但历朝历代商人舆服都存在着制度与现实脱节的现象,唐宋时期也不例外。无论是制度层面抑或现实生活的唐宋商人舆服状况,其背后均蕴涵着深刻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