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并未斩马谡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最生动的故事之一。其第九十六回标题的前半便赫然写着:《孔明挥泪斩马谡》。其中描写道:街亭败后,马谡主动去见诸葛亮,且是与王平、魏延、高翔同至。孔明唤其入帐,马谡便“自缚跪于帐前”。听诸葛亮诉其罪,宣布要将其“明正军律”之后,“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也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 在这里,不仅诸葛亮执法如山,“形象高大”,马谡也很令人赞叹:明知要砍头,却不畏不怯,主动送上门去,以死明法。这形象,真够“闪光”的了!     

杜诗沈评小议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说:“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太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武侯庙柏》诗,即《古柏行》,这两句诗,意在以古柏之高大,来象征孔明人格之高大。但是,既然是“高大”,就不是“细长”,“高大”是古柏的特征,也是孔明人格的特征,     

“空”与“存在”——大乘中观学派与基督教的本体论之比较

大乘中观学派的本体论是以“法性空”为核心观念展开的,而基督教则对“存在”这一概念做出了种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与论证。比较这两种关于“存在”本性的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中观学派与基督教都认为世界乃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过程,同时都具有某种必然性的普遍性原则,并且都为信仰确立了真实的对象。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中观学派否认本体实有,强调世界“空”性。基督教则一般认为作为事物基础的“存在”表征着普遍必然的实在本质。     

老庄“自然”观的实证分析

“自然”观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但其地位不仅未被正确认识,而且往往为人所误解。“自然”这一老子提出的关于事物生化本因论的范畴,其涵义即“非他使然”的“自己而然”,它是道家之“道”的特定内涵,是诸如“有为”、“无为”等重要哲学命题的基据。从实质上说,老庄的“自然”观是一种物“自然”观念;以物“自然”为法而匡范人类,则是其哲学目的,这也正是其理论缺陷之所在,同时又是老庄学说在中国历史上逃不脱“见弃于当途”这种命运的根本原因     

“乐”之体验与生命圆融——孔子“乐”之境界的审美解读

孔子“乐”的体验既不来自于对外在客观真理的认知,也不来自于主观情感的选择,而是来自于生命追求与道（仁）合一后的精神自由。因此,这种“乐”乃是一种“自得之乐”,它超越了外在的富贵、权势、物欲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使自己的生命进入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澄明之境。但是,孔子的这种“自得之乐”又不同于庄子追求的个体之“乐”（“逍遥游”）,因为这种“乐”的背后潜藏着对社会人生的深深之“忧”,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正是孔子美学所独有而老、庄美学所缺乏的,它体现出孔子美学的深刻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追求的生命圆融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忧乐圆融,它蕴藏着真正的人文关怀深度和人道情操的生活内容。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论庄子的“无功”、“无名”、“无己”思想

庄子的“无功”、“无名”思想在价值观上是对儒家功名价值观的超越 ,是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 ;在方法论上是通过“无功”、“无名”达到有功有名 ,即在建立功名中不以功名为念 ,获得功名后不以功名自居。庄子的“无己”观则是通过无执 ,达到与道的相通 ,达到对自然的归依     

“以天统人”与“以人统天”——从对《大学》的重解看朱熹、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在天人关系上 ,朱熹、王阳明都主张“天人合一” ,但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这集中体现在二人对《大学》的重新阐释———《大学章句》和《大学问》中。朱子的“天”、“人”合于外在之“天” ,走的是一条由外 (穷理 )→内 (体理 )→外 (推理 )的功夫径路 ,而阳明的“天”、“人”合于人心之“良知” ,其功夫论则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 ,进行“致良知”。朱子的天人合一是“以天统人” ,而阳明的天人合一则是“以人统天”① 。这正是二者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     

“鲁迅风”与“后鲁迅风”

解放后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在鲁迅影响下的杂文随笔,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统的“鲁迅风”杂文呈现出同中有异的特征,就“异”而言,“鲁迅风”杂文属于严格意义上自觉性的文学流派,而前者则是一个松散的并无自觉性的文学流派,因此,可以冠名为“后鲁迅风”杂文随笔。“鲁迅风”与“后鲁迅风”,虽一字之差,却不能混淆,两者共有之“鲁迅风”,昭显其同,而独有之“后”,则甄别其异。     

《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以民为本——孔子“德治”思想刍议

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是“以民为本”。他认为 ,民众乃一国之本。要“为政以德” ,必须以民为本。要以民为本 ,必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样才能使“民信之”。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释《诗·关睢》的“流”、“采”、“芼”

《关睢》的旧注不可据,因为它是附会“关睢,后妃之德也”(《诗序》)来做注的,不是诗的本义。近日的释文又多重字不重意,也往往难通。诗文“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艹毛)之”,结构相同,只“流”、“采”、“(艹毛)”三字有异。这三字意思虽有不同,性质上必无差异。而本诗乃诗人借物起兴,因之与下文“窈窕淑女”云云,在意义上就不一定有必然联系,所以也不必勉强把它们纠合在一起,三个字只是解释“参差荇菜”。过去有的把它们都训为择,如闻一多(见《风诗类钞》甲,《闻一多全集》)。宋朱熹的解释则是:“流,顺水之流而取之也”,“采,取而择     

“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公共行政参与主客体交互取向能动元素解构

理性化公共行政参与是参与主客体“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之交互取向过程.“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在内涵上规定了参与主客体交互的整体表征,在外延上划定了参与过程性内容的边际,也体现了政府与社会这对行政生态关联在“公共性”校导下维持和谐一致的公共生活.“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作为公共行政参与理性化范式,既是政府与社会共谋理性需求之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善”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公共行政参与主客体“依存张力”与“非离散性”交互取向,实质是公共行政“善”的演绎,表明公共行政参与是实现公共行政“善”的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径.为此,从制度化层面增加公共行政参与强度,乃为现实之需要.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感性确定性”与“约翰性”质疑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一章的分析是有其哲学主张上之道理的,而费尔巴哈“约翰性”的质疑性批评则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其批评由于哲学立场的迥异而改变或取消了原有问题的论域。其启示是：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只是哲学根本问题向两个方面的展开而已．两者之间的互相争论,往往是相互的无的放矢和意气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