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晚清文学地位重溯现代性源头——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先生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著。全书集中而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晚清文学现代性”的观点,作者将晚清小说视为一个新兴的文化场域,撷取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狎邪、侠义公案、丑怪谴责与科幻奇谈作为欲望、正义、价值、真理四种相互交错的话语,通过这四种话语的重新定义,通过对晚清文学历史与理论语境的建构,通过对被阻碍的晚清小说所包含的多重现代性的挖掘,追寻中国现代文学众生喧哗的起源,呈现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及建构的主要关怀。     

晚清“现代性”:欲望的发现

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我们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晚清，放到晚清“现代性”的独特的历史表征之中。晚清“现代性”一方面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起源，另一方面却也是中国“现代性”中受到压抑和遗忘的部分。在今天看来，认知晚清“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太过于不够“现代”而被人们忽略，另一方面却又是太过“现代”而难于被理解。这种暧昧难明的状态往往缺少足够的历史叙述的戏剧性而难于被记住，也由于缺少历史的界碑式的时刻和伟大的人物而难于给予我们认同的期待。于是，在我们为“五四”的宏伟的“现代性”叙事激发无限的激情…     

现代雅俗观:中国现代文学阐释的新视角——由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谈起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论题之所以能对既有的文学研究范式提出挑战,原因就在于它触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个久被忽视的理论语域———现代雅俗观。作为一种文学史价值评判标准,现代雅俗观开启了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崭新理论视野。然而,因受制于自己的理论预设,王德威对这一问题作出了颇为悖谬的阐释,从而在开启思路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研究的误区。在这种情势下,对现代雅俗观进行重新探察、思考即成为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进入文学研究的理论文本：读《被压抑的现代性》

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自出版以来已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其以解构式的文本细读重绘文学史地图的＂文学考古学＂视野背后,也潜藏着特定的陷阱：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一方法论既破坏了文学文本的复杂,也损伤了理论文本的敏锐。但同时,这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考古＂的典范著作,也提示着该方法论尚未充分呈现的可能性。     

现代性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

在现代性场景下,人必须压抑实在界的意义叩问,拥抱现代性语言秩序,才能完成主体化过程。“主体”就是被文化建构起的大他者伪像,而真实的“人”则被湮没于现代性的喧嚣之中。主体化就是以对人的真实性的否定为代价。主体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创伤性经验,成为困扰现代人的“符号性账目”,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主体诗学传统。因此,现代性文学就是现代人的文化体验史,也是主体对自我生存无奈的一种窥视。     

中国文化与现代性在相互参照中建构

何中华撰文指出,把“中国文化”同“现代性”对举,似乎有地域性与时代性概念不一致之虞。其实,这样处理的深意在于,“中国文化”不是作为现代性语境中的解构对象,而是作为没有“传统”字样修饰的新的启示之源：“现代性”也不是带有地域色彩的时代维度,而是作为有助于促成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现自我建构和创造性转换所需要的凭借背景。中国文化与现代性之间的互为参照,     

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

革命话语的转换使得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又一次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本文从文化与历史演变关系介入,揭示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省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遭受的毁灭性的打击,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文化颠覆和精神虚无的状态;另一方面,揭示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建构的文化救赎过程中,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话语存在的深刻矛盾,并指出小说的文化意义就在于启示我们找寻真正的实体性的历史意识,重新开始“讲述”关于“我们民族命运”的“故事”.     

通俗性、现代性及文化综合——论徐、无名氏的史学意义

徐和无名氏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其特立独行的“个人性”话语写作。他们在“精英”与“市井”之间,开辟了1940年代广义的通俗小说另一条魅力独存的蹊径,在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寻求到了某种平衡,在语言实验上自觉地进行了克服中西文化反差的综合尝试。     

现代性叙事与被叙述的历史--对于20世纪文学史建设的思考

现代性话语在以现代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期形成了以往历史叙事的基本格局。但中国加入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身份 ,使文学叙事与对这种叙事的历史讲述之间 ,出现了种种由现代性思维难以涵盖和解释的历史缝隙与驳杂之处。重新梳理历史的要义不仅在于丰富 2 0世纪文学史 ,更在于体现一种相对于现代性叙事 ,由他者角度形成的理论视野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上海叙事”的现代性法则——以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为中心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以晚明士大夫阶层的家族史为写作对象,以“顾绣”为历史蓝本,书写了“现代性”这一语境在传统中国的发端,并深刻地检省了“现代性之萌芽”的后果及其问题.《天香》超越了先前的“上海怀旧”、主张“自律”的现代性,首次反省了明季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被遮蔽的现代性”,进而实现了器物美学与历史美学在科技史语境下的对接,并从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揭橥了“现代性”实现于中国的艰辛曲折之路.     

新文化运动现代性问题再考察——从反思“被压抑的现代性”开始

对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的误读，一定程度遮蔽了五四学者对文化现代化的早期探索史。从一个群体、一个命题和一个错位出发，反思了全体主义思维、单一的现代性、理论的时差等观点，指出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从自信、世界、问题三种主体意识出发，指出五四学者在多元的世界文明观中，以现代化为本，以中或西为用，在实质上超越了“体用之争”；作为探索结果，“选择性的现代化”是基本立场，“双重创造说”是方法论，“第三样文明”是建设目标。可将新文化运动现代性特质申发为四方面：反思性而非盲目性、内敛性而非扩张性、对话性而非对抗性、人的而非物的，返回“文化”本身再解读以获得历史镜鉴。     

王德威的台湾文学研究释读

王德威将台湾文学置于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整体观坐标系中,以此“想象”台湾文学的独特风貌.其“后遗民”论述在与现实主义对话的基础上有意开掘“幻魅现实”主义的叙事学,其“后遗民”想象和“抒情传统”想象开掘出的“第三空间”,为深受身份问题困扰的文学者提供了归属的另一种可能,也为整个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王德威的文学批评具有探索、无结论、不确定的随笔精神,对其台湾文学研究,应基于福柯式的后现代历史观,做出深入的辨析与对话.     

现代化语境中“文化自觉”的价值探讨

现代化的“同质性”使各种文化传统被突破、被重新评价、甚至被系统解构的同时,现代性思考也在不断唤起人们对“本土化”和“人性自觉”等方面的反思,进而表现为一种“文化自觉”。认知、理解和诠释本土文化,尊重和吸收他种文化的长处,找到自身文化存在的价值,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面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本质性的应答方式,其通过对“现代性”世界的描述揭示出现代性图景的“图像化”、“贫乏化”特性,同时剖析出作为现代性图景产生的根据与尺度——现代主体性及主体形而上学历史,最后通过对现代技术的研究暗示出“现代性”转渡的一种可能性.探寻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批判旨在于“思—诗”的层面对现代社会做一种理性的思想审视.     

马克思与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将资本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现代历史基本建制,为现代性批判奠定了不可超越的历史存在论基础。而当今思想界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层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将现代性原则同启蒙精神联系起来,其表现是理性批判和主体性批判成为其基本主题。在各种纷繁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中,马克思的思想被错误指认为经济还原论的同时,不少人反而走向了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观念还原论,从“意识”即“精神”的方向上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并展开批判,使其批判离开了现实历史的存在根基,重新揭示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思想维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派文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

"海派文化"为中国地域文化谱系中最具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具有趋时求新、多元包容、商业意识和市民趣味四个主要特点,而形成这些特点的历史成因,主要在于上海作为商业都会、移民城市和租界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从本质上讲,"海派文化"是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集中反映和典型表现.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流行文化的兴起与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

流行文化的宣泄性特征是大众文化参与的基本诉求和文化表达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也与现代社会生活机制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流行文化及其宣泄性是工具理性式的现代性制度压抑的宣导工具。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压抑的精神分析为宣泄性文化的合法化提供了学术的支撑。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中的个体感受性倾向则与流行文化的感性化叙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大众通过流行文化的娱乐、时尚、消费性元素实现被压抑能量的宣泄。现代商业传媒则是流行文化宣泄功能的载体。在流行文化成为强势文化,宣泄性文化合法化的今天,文化的发展需要的是理性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