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与新月社的论争及其他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社批评家提倡＂普遍人性论＂、＂天才论＂的文艺观,并在否定文学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文学存在可能性的过程中与鲁迅发生了激烈的论争。鲁迅认为文学兼具阶级性和人性,他揭露了新月社潜隐的资产阶级意识及其替国民党政府＂维持治安＂的心理与意图,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合理性进行了辩护,进而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宝贵的精神资源。     

殖民语境下鲁迅精神资源的传承与转化——以1920—1945年的东北、台湾为核心

1920年中国新文学诞生之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鲁迅的作品及其精神思想传播到殖民语境下的中国东北、台湾地区,对当地的文学文化、思想政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的思想体系和创作实践具有反殖民内涵。在对鲁迅精神资源的汲取上,两地从启蒙与国民性批判、左翼文学和乡土文学三个重要方面受到共同的启发与借鉴,并以在地化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殖民抵抗的精神资源。尽管具体语境、过程与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鲁迅的精神思想资源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与价值重释,最终致力于反抗殖民统治、表达民族意识。鲁迅精神资源在这两个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促进鲁迅研究和殖民地文学研究的视野向更深更广的层面迈进。     

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留日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思索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一文学观是在多重合力所形成的语境中发生的,制约性因素颇为复杂,其中耳濡目染所体认到的日本文学经验则极为重要。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使鲁迅逐渐消解了内心深处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相信文学能传播科学以作用于现代人生;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鲁迅那里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规约着他对文学为人生之范围、程度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即不超越艺术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鲁迅反感"破理显实"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至于放逐了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描写,关注"人间苦",现实主义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形式。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正确认识和自觉坚持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

1905年,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应有的党性原则。他说:“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文学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 （以下所引列宁讲话,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此文）列宁提出的这一原则精神,几十年来一直引导、鞭策和鼓舞着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胜利前进。今天,在我国实现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党对全体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文学要努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为建设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个原则,从革命性与科学性、党性要求与艺术规律的紧密结合中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它,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鲁迅与《新青年》文学传统的创立

鲁迅对于《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在于积极主导建立《新青年》的文学传统,从而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基础。鲁迅的登场使得《新青年》的议论出现了某种转型:由宏观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批判视野部分地转向具体的社会文明和现实批判问题,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对人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关注。从文学体式的建立,相当的文学成就及其标志性影响看,鲁迅是《新青年》新文学传统的最光辉的体现者。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评介

格·瓦·普列汉诺夫(1856—1918),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俄国的杰出的哲学家、美学思想家。同时,也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从一八八三年开始著述活动,到他下世,前后共达三十五年。他著述的领域十分广泛。除了哲学外,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美学、文艺理论、文艺思想史以及他那个时代的俄国及西欧文艺思潮等方面的大量论著。列宁以1903年为界,把普列汉诺夫的著述活动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他硕果累累光辉灿烂的时期,而从二十世纪初到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他政治思想上走下坡路的时期。列宁的这个区分,也只是就大体而言,不是一刀切。事实也是这样,在他前一阶段的论著里就露出了某些不健康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端倪,而在后一个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鲁迅传统和战时中国文学

抗战时期是形成鲁迅传统最初的也是最有力的时期,它在战争文化的背景上和时空的近距离观照中对鲁迅作出的解读,尤其是对鲁迅精神的理论解读,极大影响了日后鲁迅会在哪些层面上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全民抗战的时代环境,强化了革命领袖对鲁迅精神的权威诠释,也使战时中国文学对鲁迅的解读集中于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但同时,作家们丰富而独异的战时人生体验催生着对鲁迅精神的个性化解读,使鲁迅精神活跃于作家们的文学生命中,鲁迅精神由此成为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鲁迅与文学翻译及其研究现状与前景

鲁迅在文学翻译方面卓有成就,对于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却非常不够。其原因与鲁迅的翻译著作出版状况有关;与我们对“翻译”的成见和误解有关;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模式以及相应的缺陷有关。针对鲁迅的文学翻译,要注意历史层面的研究;研究一定要有辐射性;要重视对鲁迅翻译作品的翻译学研究。     

冯雪峰与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其文艺批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影响了中国一代最早的无产阶级文艺家,是当时中国革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他的某些理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冯雪峰,不仅提高了冯雪峰的马克思文艺理论水平,也为他提供了现实主义理论建设上的思路和方法,这在冯雪峰的文艺革命功利观和现实主义批评中得以鲜明体现。同时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接受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冯雪峰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理解与运用上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由于盲目跟随时代潮流,对普列汉诺夫做出了不恰当的评价。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     

1920年代末文学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与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兴起

1928年到1932年,新文学文坛上兴起译介唯物史观文学论的潮流。这一潮流并非对政治革命的简单呼应,它有着更普遍的社会基础: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新科学”提供了对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理解并指示青年介入社会实践的路径,它对现代文学观念造成的精神危机产生救正作用。同时,它也使得“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心从初期的“意识斗争”转向以知识论的方式把握新世界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阶级意识转化的复杂性与内在紧张感。左翼青年在译介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文学论内部多样性与现实感的忽视与弱化则表现出他们在接受新思想时的根本缺陷。而鲁迅翻译唯物史观文学论所持的原则、立场与此恰好形成对照:即,不是把新兴思想作为自我解救的途径,而是把新兴思想的接受看作发现自我真实状况和面对真实状况的契机。     

鲁迅与胡适语言观念的差异及意义

胡适的语言观对"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胡适从一个学者和启蒙者的立场出发,更强调满足社会现代性需求,因此他以文学名义发动的语言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学对语言的特殊要求;而鲁迅则既从启蒙者也从作家的角度看待这个变革,因此他的文学观念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对语言的要求。从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正好能够看到胡适白话文理论的某种缺损与不足。     

试论普列汉诺夫的审美与功利关系的美学思想

俄国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美学问题的人是普列汉诺夫。他不仅批判了美学上的唯心主义,而且批判了庸俗的唯物主义。他继承和发扬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先进的美学传统,并把俄国的美学理论推进了一步。在俄国的美学发展史上,他起过承前启后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对美学中的许多问题作过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论述。但是他的美学也有不少错误。这些错误是与他的哲学上政治上的错误分不开的。早在19世纪70年代普列汉诺夫就开始了文学艺术活动。他所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从文学、绘画、雕塑到舞蹈等艺术的一切部门他几乎都接触到了,对不同时代不同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鲁迅与施耐庵:跨时代的精神承传

从鲁迅对施耐庵及《水浒传》的考证评述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接受情形看,鲁迅不畏强权,勇于反抗压迫,荷戟鏖战的抗上精神以及崇尚“个人的自大”的独异精神实源于他对《水浒传》文本的缜思细琢和穿越历史时空的联想。在文学层面上,鲁迅从大众语、小说笔法、人物塑造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维度上获得了解读《水浒传》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