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论孔子

<正> 解放后有关韩非的研究专著与论文都肯定了儒法对立、礼法之争,从当时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分析中,指出韩非对孔子和儒家的批判,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细读《韩非子》一书,用“批判”二字概括韩非对孔子的态度是笼统的。韩非对孔子其人很多地方是基本肯定的,当然他肯定的孔子已非孔子的本来面目。     

韩非的道法思想与黄老之学

韩非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司马迁提出了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文章在论证韩非思想本于黄老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韩非关于“道”、“理”、“法”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与黄老思想进行比较。韩非重视“道”的规律义,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黄老思想有继承和改造。不同于黄老通过直观方式体道,韩非提出根据“道”的功用和表现来认识“道”,“理”、“法”均为道的表现。韩非继承黄老道法结合的思想,但未明确提出“道生法”的主张,他的“法”是根据现实问题而制定的成文法。     

韩非非法家论

传统理论界都把韩非当做法家，作者认为欠妥，韩非应为术家。主要根据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确实有个术家学派，申不害就是其创始人；秦汉时期人们都将申、韩并称，认为其属申子学派；韩非虽说过要“以法治国”，但同时又说过要“以术治国”，“以术治国”在《韩非子》中的地位比“以法治国”高；韩非还将慎到法家的“势位”思想，改造成了术家的“势”；韩非从申子、商换、吴起等那里吸取来的亦主要都是术的思想；韩非不仅是术家集大成，而且还创立了术家的一个支派──“义理”学说，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只有还韩非术家的真面目，才能正确评价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对后来的影响。     

韩非“法通人情”论探析——解读韩非的治乱思想

有关韩非及其思想 ,历代学者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但究其主流 ,却是呈现出贬多褒少的趋势。笔者不揣浅陋 ,拟在分析、归纳各家观点的基础上 ,对韩非治乱思想做出自己的梳理和论证 ,以就教于方家学者。一、韩非追求“治世”的独特方法　　韩非治乱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身世遭遇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韩非作为韩国的一个贵族思想家 ,在当时面临的是家弱国危的困境 ,这就决定了他的政治理论最终关注的目标是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治乱得失。韩非非常强调法对国家治乱的重要性 ,主张“寄治乱于法术” (《大体》) ,实行以法治国 ,最终臻于“贵贱…     

韩非“人治”思想初探

法家学派杰出代表人物韩非,战国时期韩国人,生活在全国大统一的前夜。他师承其师荀子内“法”的一面,将法、术、势三者融为一炉,形成中国历史上系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理论。“以法治国”是他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提出的口号,是其“法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但他也十分重视     

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分析

唯利论是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好利恶害。韩非政治法律思想的展开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他认为随着时代由“上古”到“当今”的转变,“人民众而财货寡”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唯利”的本性恶变为“为恶”的现实。于是韩非顺理成章地得出其政治法律思想的结论:要统驭这一人欲横流的“大争之世”,必须法、术、势三管齐下。     

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引言韩非的社会政治思想不限於本文所提出的这几个方面。像“法”、“术”、“势”的学说也是韩非“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此外,韩非的思想与早期法家的关系也未涉及。这些问题要另作专题说明。本文所提出的这四个问题,都是为了阐明韩非如何从社会关系、从考核名实、从历史发展以及从世界的总规律(道)各方面根据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对於一切具有保守或“改良”倾向的先秦各学派展开思想斗争的。韩非的“法治”观点实质上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标志。韩非的“法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和一切反对“法治”思想的各派学说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它极少讲到“法治”的一些具体措施。正因为这一理由,韩非在中国哲学史中就不止作为一个法律或政治家的身分出现,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的身分出现的。     

论韩非“务法不务德”的教化思想

韩非认为人具有可塑性 ,理想人格的形成要通过“务法不务德”的培养和教育来实现。这种教化思想以法治教育为本 ,但也并不是不讲或不要道德。韩非认为道德说教不能治国 ,他以“不务德”的非道德主义形式否定的只是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育 ,而不是宣传排斥道德教育。相反 ,韩非认为道德观念如果与法治相违背 ,法治教育就很难实施。为此 ,韩非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重新界定 ,提出了与“以法为教”相适应的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 ,以期促进法治教育的实施。一　以法为教什么是法 ?韩非指出 :“法者 ,编著之图籍 ,设之于官府 ,而布之于在百姓者。”…     

文字简化琐谈四题

说“公私”谈简化汉字从古迄今,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简化。其间亦有例外。如“私”字,古为“厶”。《说文解字》篆文字形——“(?)”许慎引韩非的话解释说:“苍颉作字,自营为厶。”在训“公”字时,又引韩非的话:“背厶为公。”“公”字,篆文作“(?)”,训为:“平分也。”析字:“从八从厶,八犹背也。”厶旁加禾,是“农本主义”思想的反映。字形加繁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禾稼”的重要。     

论韩非的“矛盾之说”

(1)韩非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以韩非没有专门的逻辑著作为理由,不承认他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实,韩非是中国古代一位应用逻辑专家。特别是他提出了著名的“矛盾之说”,十分巧妙地表述了形式逻辑矛盾律的精神实质,对中国逻辑思想史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2)然而,至今我们对韩非的逻辑思想,特别是对他的“矛盾之说”研究得很不够。在罕见的几篇讨论韩非逻辑思想的著作中,对“矛盾之说”的理解也很不一致,其中不少问     

王夫之史前史论初探

王夫之的史前史论,是他的人类史观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历史哲学中的早期启蒙思想和唯物主义成份。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哲人和史家就对史前史进行了许多探索。从荀况的“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韩非的由上古经中古至近古的历史进化论,直到柳宗元的《封建论》中关于史前史的概括性表述,都不断丰富着古代历史哲学,增添着其中的唯物主义真理颗粒。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使王夫之从书斋走向社会,为现实而钻研历史。他一方面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批判精神,集古代史前史论之大成,另一方面以“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王敔《薑斋公行述》)的求实态度,运用对湘南一带少数民族实地考察     

关于韩非法治思想的评价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今年《学术研究》第一期刊登了袁伟时同志的《试评韩非的“法、术、势”》一文,这篇文章对韩非的法治理论完全采取否定的评价。作者认为“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并非韩非建立,而在韩非以前的慎到、申不害和商鞅即“明确地将‘法、术、势’结合起来论述了”。特别是商鞅“更完整地阐明了这个理论”。作者也说他并不否认韩非对“法、     

四子合传与黄老"黜儒"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文本解读层次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史料,有两种文本解读层次:一个是《史记》记录的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等四子所处时代的“原始”史料;另一个是司马迁以其所处时代形成的结论性语言赋予该传的“当代”史料。而若从第二个层面解读该传,可知将四子合传,除了他们“本于黄老”“原于道德”的共同点,还有本传所称的“黜儒”一面,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与“太史公曰”中对“黜儒”不置一词,显示他对四子“本于黄老”的格外强调。这种做法,具有调和儒家与黄老关系的作用,有利于“黜儒”之四子学说在汉代的继续传播。     

曾国藩尚礼崇法思想浅论

曾国藩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一向引人注目。百余年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他进行过许多不同的评价，特别是近三O余年来，论者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对他进行了颇有成效的研究，出版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资料和论著。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曾国藩的法律思想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论著虽有提及，却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曾的法律思想特点是“保守”和“反动”，“凶残”加“虚伪”。笔者以为，曾国藩是晚清年间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法律思想也有其复杂性。他既具有封建的正统法律思想，又具有初步反映“…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关于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问题——与袁伟时同志商榷

袁伟时同志先后发表了《试评韩非的“法、术、势”》、《再评韩非的“法、术、势”》(分别载《学术研究》1979年第1期和1980年第1期)两篇评价韩非思想的文章。袁伟时同志对韩非的评价,是紧紧围绕着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基础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他说: 封建中央集权制是与分封割据对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其基础是地主阶级意志和力量的统一与团结。同时,统一全国不是任何英雄豪杰的个人事业。撇开劳动人民这个创造历史的基本力量不说,剥削阶级内部也要形成强有力的集团,并逐步发展和扩大团结范     

李斯入秦是顺应历史潮流吗?

由于秦统一了六国，李斯入秦在后人的舆论上也就占了上风，认为他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其实，李顺应了历史潮流与否，不在于他是否入秦，而在于他的具体行动。事实表明：李是抱着做“富贵梦”的目的入秦的，完全是一种投机行为。为达到此日的，他背叛楚国，对吕不韦恩将仇报，与老师苟子的“帝王之术”大唱反调，使用两面派手法药死同学韩非，还迎合秦始皇的专制、独裁，贪他人之功为己功，始皇死后，又违背始皇临终前遗诏，受赵高惑废扶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这说明，李斯对秦不忠，司马迁也对他进行了谴责。尽管他也一度认识到“物极必衰”的道理，但总以为权势是铁打的屏障，任何人也攻不破。不想作为一个丞相，经不起历史潮流的冲刷，最后被二世和赵高所害。他的悲剧是自己造成的，其中的经验教训足供后来为臣子者咀嚼。     

韩非廉政思想初探

韩非廉政思想初探张子侠先秦诸子在批判现实政治、探索治国安邦之术的过程中，大都涉及廉政建设问题。在这方面，韩非表现得尤为突出。他生当战国乱世，当时的韩国政治腐败，国势日削。韩非“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著书立说，提出了一套以法、术、势为...     

邓小平对腐败现象的思考及对策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在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表达了当代中国的民心，与邓小平同志生前的反腐倡廉思想是一致的。邓小平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次次提出执政党要接受监督，要坚决清除腐败。他抨击腐败，并不停留在问题的表象上，而是以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揭露产生腐败的历史根源，提出了强有力的整改措施。邓小平同志对腐败问题作深入思考是从一个“权”字入手，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到历史的根源上。他指出：“权力过分…     

韩非法治思想研究

韩非思想的主体是“法术势”理论。其中法治理论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韩非生活的年代,正是战国的末期。当时,结束封建割据、实现封建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从韩非的基本倾向来看,他是朝着历史潮流所指示的方向前进的。他主张建立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而且企图为地主阶级造成一个长治久安的局面。他说:“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陵弱,众不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