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相关问题

西周政治地理结构包括二层含义 :一是西周的政治统治格局 ;二是地理结构 ,即政治统治格局在地缘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目前有关西周政治地理结构的成说都有一定的缺陷。王畿是不存在的 ,“中国”(成周 )也不是天下唯一的政治中心 ,“周邦”不是天下之一邦 ,西周不是“周邦”与“万邦”并存的天下格局。西周的政治地理结构从政治统治上说是 :以周王为中央权力核心的周王朝对全国的统治 ,周王朝分封建立诸侯国 ,对诸侯实行统治 ,四方诸侯国国君直接统治诸侯国。从政治地理上看 ,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是周王及中央机构所在的三个都城 ,从这里统治天下 (四方 )。     

商朝国家结构与国土改造

殷商时期,商王朝与四土诸侯、方伯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颇为复杂且不稳定的特点.殷商王朝与附属型诸侯、方伯之间的特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逐步加强使得殷商王朝的政治制度逐步摆脱殷以前的原始性与松散性,从而使其逐步向日渐成熟和完备的方向发展.目前学术界流行的商王朝掌握对诸侯的任免权及对臣僚的监察权的说法,并不符合殷商时期的历史实际.商王朝与敌对型诸侯、方伯之间关系中的"作邑"与西周时期的封邦建国之制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着实质性的差异.商王朝在一些军事要地尤其是边境地区屯驻师旅的制度与西周时期设置诸监的制度颇为相似,是殷商王朝加强对四土经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性措施,它反映了商代国家结构及政治制度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的原始性.殷商王朝与四土的关系表明,商代四土之地已经逐步成为商代政治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殷商王朝是一个由邑土国家逐步向领土国家过渡的发展中的早期国家,并非是一个完全拥有四土之境的疆域辽阔的领土国家,更不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大帝国.     

论西周王朝政府的僚友组织

西周金文中的"僚"和"友",是不同身份的两类职官.其中的"僚"是指担任副职、负责辅佐正职管理职事的官员;"友"则是指一般的属吏,这类属吏通常是由官长的同族兄弟担任.在西周时期,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形成了正职、副职和属吏的三级科层结构,反映了西周行政组织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科层化和政事的日益繁复.     

论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合法性理念--以今文《尚书》为中心

政治意识是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观念。政治意识具有历史传承性 ,孔子以下的儒家政治意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社会的影响是公认的 ,西周政治意识是儒家政治意识的直接源泉。西周王朝政治意识中的诸多要素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的合理性内涵 ,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现以今文《尚书》为中心考察 ,西周形成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意识主要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国家政治疆域的传承与统一意识 ;(2 )政治统治权威的合法传承意识 ;(3)批判和推翻暴君暴政统治的变革意识。上述政治意识要素深深影响了后世。     

商代的王畿与四土

依据《战国策·魏策》等文献可以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而依据一度并存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则可以推定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商代王畿与四土的关系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与"外服"的关系,亦即由"王邦"与众"属邦"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的关系。     

礼乐征伐：西周国家的双重权力建制

西周国家在军事力量保证下的分封授民和血缘宗法制基础下的礼制文化建设,实现了西周国家的政治一统。军事、文化的双重权力建制在晚商、西周早期和中晚期三个阶段的各自作用和相互作用,保证了国家对外时能够强劲回击、在内部动荡时能实现平稳过渡,并在文化和政治上创建了新的秩序。     

都铎王朝变革对英国民族国家确立的影响

都铎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此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直接促成了英国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主义是都铎王朝首位君主亨利七世用以维护王位合法性的重要手段,此后由亨利八世出于个人私利而发起的宗教改革则进一步激发了英格兰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与都铎君主强化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而展开的地方离心势力治理、政府机构改革、军事力量强化、法律体系完善以及海外扩张对内巩固了国王权力和中央政府权威,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外则提升了英国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国际地位。     

论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民族君主国构建的要素

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民族君主国的构建是一个不自觉地迈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民族意识的觉醒,国王主权的确立,经济民族主义的萌发等要素都推进了这一进程,并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传统的中国是自然农业国家,政治上崇尚“政简刑清”,统治者以“不扰民”为最大信条.1840年,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要强国富民,抵御侵略,必须加强国家的力量,加强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控制,以便能有效地集结、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基于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自晚清以来,中国历届政权都在不断强化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控制,这一现象到改革开放前达到极致.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开始朝着和谐而健康的方向发展.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再认识

学界在解释单一制、复合制时,一般同时列举其各自特点.对于单一制与复合制的区别何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区分单一制与联邦制,主要看权力来源,而不是看权力大小.若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则属单一制;若中央权力由地方让与,则属联邦制.我国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国特色单一制,其"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行"一国两制".     

论商王朝是我国早期的一个部族国家

在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历史上,夏商周三代属于早期国家阶段,商王朝是其中的一个国家政权,其特征是部族与国家融为一体的部族国家.     

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联邦制的首倡者,但他对联邦主义并未一以贯之。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之前,他经历了由联邦制到单一制再到联邦制的思想变化。在南京临时政府组建过程中,孙中山改变立场,转而主张建立单一制国家结构。孙中山思想转变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反映他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也反映出国家结构问题的复杂性。     

论国家意识的结构

国家意识不等于国家主义,也不同于爱国主义。国家意识有着完整的结构,包括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体。现代公民的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夏代早期国家结构探析

本文结合有关文献材料,从夏代国土结构研究入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夏王朝的构造及夏后氏与邑外侯伯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认为,夏代国家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同时也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它是早期共主制政体下以夏后氏为共主,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松散性、不稳定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     

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刍议

早期国家结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不多,众多涉及早期国家的文章往往对国家结构认识不清,或未作深入思考.目前,对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的看法主要有以下五种观点:奴隶制国家说;城邦和城邦联盟说;夏商周异构说;万邦说;联邦和邦联说.以下将一些学者这方面的观点加以综述分析,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广泛注意,并请方家对文中的观点予以指正.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     

论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

自武昌起义至被刺身亡,宋教仁的国家结构观和地方制度观经历了二次转变。1911年10月至1911年12月,宋教仁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结构,1912年1月至8月,宋教仁改变立场,主张采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实行中央集权,1912年8月至1913年3月,则又逐渐趋向于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地方分权。宋教仁每次转变,都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