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村庄权力扩展性的讨论

构成当前村庄权力基础的因素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权力"文化网络",也不是人民公社时期的权力"组织网络",而是权力的"利益网络".问题是"利益网络"不能构成村庄权力稳定的基础,其要害在于单纯利益关系不能构成有效的社会关联.正因为这种有效的社会关联的缺乏,致使村民失去了对乡村干部和社会地痞的抵御能力,无论是行政的村庄权力还是自治的村庄权力,都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应对当前村庄权力利益网络这一事实,如何建构村庄权力的合法性,将成为农村可否保持稳定秩序的关键.     

《文化、权力与国家》:启示与反思

《文化、权力与国家》系杜赞奇的经典之作.该书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关注成为经典,主要有三方面因由:一是所运用资料的主体与多元并存；二是对所提理论与观点的凝练表达及与他人理论与观点的交流和争锋；三是对农村问题的深刻体悟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在该书中,杜赞奇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理论,而且杜氏的概念建构并非自话自说,而是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并有着超越现代化思想狭隘之处的理论动机.此外,杜氏的研究给我们理解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视视角.然而,对于中国革命,杜氏仅仅是将之作为探讨国家政权内卷化时的“附属品”而一笔带过,并无深入的实证分析.由此着眼,摆脱传统制约,从杜氏的思维方式入手来探讨中国革命何以发生并取得成功是突破中国革命传统研究范式的重要路径.     

二十世纪中国村庄权力研究综述

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下沉时期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分田到户以来的村庄权力,学界对每个阶段的村庄权力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揭示了不同阶段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但都没有明确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这应该是今后村庄权力研究中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论公共权力与利益的关系

公共权力与利益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权力都与利益相伴随,但是并非所有利益都有权力之争,而权力之争必然是为了利益。利益是行使权力的目标;权力是创造利益、获取利益的有效的手段。公共权力的本质是为社会大众谋取公共利益,但是,许多时候并非如此,这就导致公共权力异化——腐败的发生。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课题。     

论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

公共权力与公众利益都属于集合范畴 ,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应然状态下 ,公共权力应该为公众谋利益 ;然而 ,在实然状态下 ,常常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的情形 ,不但不为公众谋利益 ,反而对公众利益造成巨大侵蚀 ,这与公共权力实质主体是社会公众不相符 ,所以 ,公共权力行使主体之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增强自身工作责任感 ,自觉处理好自身身份的二重性关系 ,更多更好地为社会公众谋利益     

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

村庄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政治研究的基础。本文按照经济社会分化水平与社区记忆的强弱 ,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并构建了村庄权力结构的“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工具。文章重点讨论了非体制精英在四种理想类型村庄村级权力运行中的作用及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结构的不同特征。在此基础上 ,作者对村民自治制度下不同类型村庄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潜力进行了尝试性的比较。最后 ,作者指出 ,随着缺乏分层与社区记忆偏弱类型村庄大量出现 ,如何在这些村庄中进行村级权力合法性建设 ,是今后农村研究的重要课题     

权力的文化网络现象的当代体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华北地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文化网络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中"重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自治组织的不完善和自治职能发挥的不充分等。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当代社会治理中具有新的特征和意义,在短时期内有发展的趋势。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非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高度注意其负面功能,最终需要建立国家和社会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利益的承担者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

利益的承担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经济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义依附于利益的理论悖理源于“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的流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现实社会里塑造人的商品经济的全部社会关系。     

论意识形态权力

通过梳理国内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权力的出场是理论逻辑之必然。意识形态权力作为一种软国家权力,是一定社会的阶级或者集团谋求和掌握意识形态生产、运行、教育和传播以实现阶级统治的权力,其主要有三种样态：作为核心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保障的意识形态管理权以及作为外在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意识形态权力既可以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也可以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正确运用意识形态权力,不仅可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同时可以对社会发展发挥积极功能。     

通过权力制衡完善“村庄治理”的思考

在农村基层组织中,保证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减少权力主体间的串谋,建立符合权力关系的利益结构,其本质上是要保证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共存.     

论利益迁移

传统社会由权力主导 ,现代社会由财富主导。实现社会转型不能通过剥夺权力 ,而只能通过将权力转化为财富 ,即利益迁移。晚清社会转型的失败在于没有找到超常权力迁移的特殊道路 ,当下的转型则有望找到这条道路     

论国家权力中监督权的设置与行使

国家权力的配置 ,特别是监督权的设置与行使的现状不够理想 ,应该作以调整和完善。人民检察院只宜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 ,独立行使检察权 ;人大应在现有基础上将监督权行使范围扩大 ,可设立法律监督委员会作为行使监督权的职能机关。调整国家权力配置 ,重构和强化监督权是根治腐败打开政治体制改革新局面的一个重大举措 ,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利益及其实现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利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阶级性与民族性、稳定性与动态性并存的性质,决定着其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需要用发展的、多维的视角重新把握,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准确地界定、维护和实现我们的国家利益。     

向何处寻求权力运作的正当性——兼评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杜赞奇对"分叉历史叙事"和"复线历史观"的认可, 或者说对分层生活历史的叙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经由正当性概念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这一概念将不同的分层生活整合进一个文化网络,从而使得这些生活在理论自洽与实践逻辑的基础上呈现出秩序.换言之,一旦权力运作得不到文化网络的支援,整个乡村社会则会失去往日的秩序.权力的文化网络对于利益的组织在静态的意义上是比较成功的,也即是在横向的利益传输方面是可能的.但对于纵向的利益传输以及动态性的利益组织,文化网络却缺乏说明的张力与解释力.     

试析软权力及其实现途径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的硬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现实基础,但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根本性权力并不必然来自于国家的硬权力,精神的或心理的联系才是政治权力的本质所在。在当今世界,单面的权力是有缺陷的的权力,重视软权力已经不仅仅是理论问题的探讨,而是各国在实现国家利益中应当普遍重视的问题。     

真实的经济过程:利益竞争与权力博弈——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是权力。权力的作用的发挥依赖于其所掌握的资本或资源。在政治学和法学研究领域中存在权力范式 ,在经济学分析中也需要权力范式。政治权力具有分配属性 ,而经济权力具有生产属性。利益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社会权力 (政治的或经济的 )结构与利益结构具有同构性质 ;不对等的权力结构会导致利益结构的两极分化 ;只有当权力对等时 ,权力才会转化为权利 ,利益结构才会趋于平等 ;权力博弈的均衡状态具有从合作博弈到囚徒困境的多种形式 ;信息公开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土地上的权力、阶层与利益共容

转轨条件下国家的土地所有制由强化所有权事实上的全部国有变为强化所用权的国家和集体所有,使用权的广泛分配,所有权和使用权逐步分离。土地上的阶层分化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广泛的城市私人和农村个体,各阶层因为所持有的要素集聚度的差别,利益获取能力各异,自然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巨大调整。本文以此为线索,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经济社会学相关理论工具,依次展开论述,由土地上阶层的划分,到各阶层的要素集聚,再到利益分配的调整,来探索转轨经济条件下土地上各阶层的利益共容问题。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试论中国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的网络构建

文章在对中国国家海外利益中海外投资、能源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海上战略通道以及海外人员和机构安全等五个方面所面临的威胁予以分析基础之上,指出既有保护措施的有效性与制约性,并主张积极汲取美日等发达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经验做法,以更好地构建中国国家海外利益保护的综合性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