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契丹

契丹是四世纪初记载于我国历史文献中的东北重要民族之一。北魏至北齐是契丹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契丹与中原政权建立联系的开始。隋朝统一北方 ,奠定了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而强大统一的封建唐王朝的建立又为契丹摆脱其强邻 (突厥和高句丽 )的羁绊 ,放手发展自我创造了条件和契机。契丹与唐朝的关系 ,从总体上讲是封建大国境内少数民族局部势力与中央王朝的从属关系。     

论五代时期对契丹的民族政策

五代时期 ,中原封建王朝因分裂、内战而趋于式微 ;北方的契丹族则因统一而走向强大 ,先后征服了其周边众多的民族和部落 ,并频繁出兵南下攻掠。面对契丹的扩张和掳掠 ,中原五代政权分别采取过笼络、防御、反击、“和亲”、挑战以及主动出击等政策     

唐代诗人轶事论略

唐代的野史资料,保存了大量诗人的轶事趣闻,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从中可以探测唐人的共同心理、社会习俗、历史风貌,诸如诗人的侠气雄心、狂放豁达,科场悲观、宦海沉浮,情天欲海、风月无边,嗜诗如命、爱诗若狂,等等。全面解读唐代诗人的轶事,有助于认识和品味唐代诗人充满个性化的多彩人生。     

论唐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唐代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主要表现为商人经济势力膨胀，并向政治渗透，商人获得一定的文化教育权利，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已受到正面宣传。政府扶商政策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前提。社会商品经济繁荣是商人地位提高的基础。土地兼并及均田制的废弛为商人地位提高提供了大好机遇。开放的社会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地位提高，促使唐代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及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亦为宋代商业的鼎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辽墓反映的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

辽代出现了契丹人汉化与汉人契丹化的民族文化融合现象。辽西地区和燕云地区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构成的差异,在民族文化融合上呈现出不同特点。辽代墓葬资料反映出辽西地区民族文化融合强烈,契丹人汉化是整体性的,是历史发展趋势;部分汉人高官墓呈现出强烈的契丹化倾向,甚至完全契丹化。燕云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相对较弱,汉人平民墓地和高官墓在葬俗上没有契丹化,但在日常的服饰、出行方式上出现了契丹化。这与契丹为统治民族,契丹文化上升为国俗地位有直接关系。     

唐代吐蕃的民族统治与民族融合

公元 7世纪 ,吐蕃在青藏高原的崛起与兴盛 ,改变了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历史 ,引发了一系列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的连锁反应。吐蕃王朝的不断兼并、征服与扩张 ,使吐谷浑、党项、回鹘、沙陀等民族受到吐蕃的统治和奴役。在强制与暴力之下 ,这些民族也逐渐与吐蕃融合。     

契丹民族鸡冠壶的文化诠释

鸡冠壶是辽代契丹族的特色器物。鸡冠壶带给契丹人游牧生活的回忆,也是游牧因子虚化的结果,鸡冠壶随着一部分契丹人的定居生活而出现,给予他们精神的寄托,凝聚着契丹人的民族感情。     

唐代地方官妓论析

唐代官妓是隶属于州县官府乐籍、为官府宴会服务的女性群体。作为一种身份符号,女性一旦成为官妓,便终身无法摆脱,除非得到地方最高长官的许可除籍。她们一般来源于乐人家庭,以及因生活所迫的良家女。官妓群体的出现表面上是因为唐代宴饮时盛行以伎乐歌舞助兴,从而促使官府必须控制一批具有各种才艺的女妓随时备用,实质上反映的是地方对中央礼乐文化形式的一种模仿和复制。官妓群体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以后女性依附性的增强,妓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职业。     

金末契丹人附蒙反金现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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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边塞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一个反战的自觉年代。唐代边塞诗人写作边塞诗,也自觉地创作不少边塞反战诗。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益等从反战的角度进入审美世界,直面惨烈的鲜血,直面惨烈的死伤,直面军人的边愁,直面军人的苦累,以艺术的手段控诉战争的罪恶,对军队内的腐败给予揭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给予批判。边塞诗人创造出的边塞反战诗有品格、有品位、有品质．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艺术精品。     

论唐代乳母角色地位的新发展

与前朝相比,寺观奴婢和雇佣成为唐代乳母的新来源;其社会角色除传统的乳哺、参与家务劳动外,还有辅助教育的功能;唐代,皇帝、太子乳母的爵赏实现了制度化,一般封以“夫人”邑号,封赏对象逐渐扩大;随着儒家礼法的逐渐下移,唐朝士人已基本接受了为乳母服丧、封赏乳母的制度规定,礼敬乳母在唐代成为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最后,探讨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制度因素和社会原因。     

略说唐代的法书名画交易

唐代是我国书法和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关于这一时期书画创作的繁荣景象,关于众多书画艺术家个人所取得的重要成就,关于无数书画作品的审美价值等等,介绍性、研究性文字已经很多了.本文拟避大就小,仅从商业层面上谈谈唐代的法书名画交易问题.     

论契丹社会的等级婚姻

对于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而言,婚姻本身是一种服务于统治秩序的政治行为,在辽代,适应契丹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契丹社会的婚姻制度,表现为一种特色鲜明的等级婚姻制度,具体说来,表现为契丹社会的阶级等级婚姻、民族等级婚姻和高第豪门等级婚姻等诸种形式     

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

生态环境与民族习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 ,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草原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畜牧相关的习俗文化 ,山 (林 )水(畔 )环境孕育了契丹人与渔猎相关的习俗文化。而受辽代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寒冷而多雪的气候条件的影响 ,又使契丹人的习俗文化生发出了许多与气候特性相关的“特质”内容 ,使其更具地域性特征。     

唐代妇女及其地位

唐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的地位,与其前代婢女的“资产”属性并没有两样。唐代妇女地位的提高应该是全社会妇女地位的提高。唐人的妇女观仍然是“男尊女卑”。唐代妇女生活比较开放,当源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并不意味着其地位的改变。     

论北朝民族大融合对唐代诗歌的影响

北朝以来中国实现的民族大融合,乃是造成唐代诗歌繁盛的根本原因。唐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皆是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北朝民族的大融合,开启了有唐一代三百年势不可挡的诗歌大潮的闸门。     

唐代中央军事决策与军队领导体制论略

唐代中央在君相对军国大政进行决策的前提下 ,尚书省兵部负责政令的制定与推行。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机构则是实施军事行动的指挥组织。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内容。唐代军队的统领和指挥机关前后变化最大。从最初的行台、天策上将府 ,到藩镇节度使、天下兵马大元帅府 ,唐代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统帅组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终唐之世 ,唐朝都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军队领导组织和指挥机构     

论唐代童子科

童子科虽然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常科,但却不为研究科举制度史者所重视。童子科在唐代最早见于唐高祖武德七年（６２４）,它的出现是唐代统治者积极推行儒家教育、维护封建统治的结果。它的设立曾在唐代社会产生过一定影响。     

世选制度与契丹的家族势力

契丹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 ,将“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逐渐确定为世选制度。世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 ,家族之间对世选权位的争夺仍在不断继续 ,而并非一成不变了。某些家族尽管处在较高的世选位置上 ,但家族势力仍有可能从盛转衰 ,走下坡路 ,而另一些家族则借助世选的有利条件 ,势力得以较长期地维持或逐渐壮大。世选制度为契丹皇族、后族及新旧贵族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再加上经济上的头下军州制及军事上的私兵制、部族兵制等等因素 ,又为家族势力的维持提供着经济和军事上的保障。     

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

本文检讨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降生神话、始祖神话以及一些重要的契丹习俗 ,发现它们大都能在摩尼降生神话及摩尼教教义和神话中找到原型或依据。作者认为 ,正是 9世纪中叶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给契丹传统社会带来了新的激励因素 ,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机以结亲形式取得回鹘族人的支持 ,并藉其摩尼教神话自己 ,从而得以突破传统 ,实现革命 ,建立国家 ,实行帝制 ,成为契丹人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