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市民社会——兼论民法典制定的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的发展、成熟以及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民法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基础,就民法典的制定而言,市民社会始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民法典的制定必须同中国市民社会的构建紧密联系起来;反过来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民法典的制定又是其构建的具体路径之一。对民法典的研究应当保持科学的态度,既要关注社会现实,又要尊重历史。     

我国法律行为制度的价值与建议

我国《民法通则》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行为制度,但其在施行中也暴露出了各种问题。对其进行审视及现代解读可为将来制定民法典作理论准备。我国制定民法典时应当保留并简化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并在法律行为的定义中去除合法性要件,同时应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效力判断分开,并对民事行为进行合乎实际的类型化。     

中国民法典制定现状及主要问题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中国法学界的盛事,亦是中国立法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对于这一宏大的立法工程,中国民法理论以及整个法学理论的准备不足是显而易见的。通过现今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经验的积累和探索,制定科学的民法典需要解决三大问题:1)必须克服前苏联法意识形态,因为它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民法典难以相容;2)必须进行扎实的实践调查;3)必须提高民法科学法律技术研究水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民法典立法,建立科学的规则体系。     

中国民法典的定位与编纂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然而,关于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却远未达成共识,因为对中国法治的问题意识,以及民法典应当达到怎样的“水准”尚有不同的认识.而民法典定位不同,法典编纂的体例就会出现差异.基于我国法治实践与私法自治的理念,我国应该务实定位民法典的目标,通过制定民法典实现民事法律的科学性、逻辑性与体系性;民法典的功能应该专注于私法(私权)裁判规范这一单一功能上.基于这样的定位自觉,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宜采近潘德克顿式,放弃其他体例.     

《瑞士民法典》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瑞士民法典》,无论是在其制定还是在其内容结构上,均具有不同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之处,颇具个性和特色,可谓世界民法典大家族中的一颗耀眼明星。我国民法典的制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目前已进入关键时期,但学界及立法界对于到底要不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制定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以及如何制定民法典等问题,仍颇多异议。研究《瑞士民法典》,应当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具有启示意义,或许能为我们思考民法法典化问题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论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

本文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总则的取舍及其原因 ,结合我国法律实践和当代民法典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设立民法总则的有关问题。文章认为 ,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 ,在民法典中应当规定总则。民法总则的内容应来自对现有民法通则的增删损益。文章提出了自己对我国未来民法总则体例的设计。     

越南民法典的历史沿革及其特点

古代越南曾经是我国的版图,其法律制度难以避免中国法的影响,民事法律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18世纪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在十字架和大炮的软硬兼施之下,越南民法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全面西化。1945年,胡志明把越南的法律制度带到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所代表的意志的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005年《越南民法典》集历史经验之大成并移植各国之经验站在了历史的顶峰。也许越南民法典的制定过程及其民法典本身能对我国正在制定过程中的《中国民法典》带来一些启示。     

论《法国民法典》诞生的历史条件

《法国民法典》的诞生是历史积淀和现实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罗马法精神与习惯法传统、法学理论的准备与法律思想的指引、法兰西民族特性汇合成一股历史的力量,在制度、思想层面对民法典的诞生施加了核心的影响,《法国民法典》也因之具备了历史底蕴、民族气质以及持久的生命力。     

民法法典化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路径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直接影响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制定.改革开放使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制定民法典应尽量防止公法色彩;积极促成民法典制定的广泛参与;正确认识改革的渐进性与民法典的开放性;认真思考民法典制定的本土化与本土资源.     

完善我国亲属法律制度涉及的六个基本问题

我国亲属法目前主要表现为《婚姻法》和《收养法》。在制定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必定要将其收回到民法典中,作为中国民法典的亲属法编或者婚姻家庭法编。因此,应当以完善亲属法的基本制度为基本目标。除了应明确亲属法改革的基本方向之外,还应着重完善我国亲属法的亲属制度、规定身份权、确立亲属法律行为、补充具体的亲属法律制度,以及建立与物权法相适应的亲属财产制度。     

民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典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部具有科学性,系统性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民法典势在必行.但怎样制定民法典,制定什么样的民法典,要解决这些问题,对民法调整对象的分析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民法的调整对象对民法典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     

中国民法典中不能设置人格权编

人格权与人格有本质联系,与其他民事权利有本质区别。人格权不能依权利人的意思、行为而取得或处分,不适用民法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代理、时效、期日、期间等的规定。如果人格权单独设编,就违反了民法典总则与分则的逻辑关系。认为只要民法典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就可以将人权保护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了民法典,其中仅有乌克兰民法典对人格权单独设编。该法典过度强调结社自由权和集会自由权,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内多次发生政治变革,因而不具有借鉴意义。德国、美国等国都是用侵权法保护人格权。中国民法典编纂应当尊重中国经验,在民法总则编的自然人一章专设一节规定人格权的类型。     

民法典修订的百年历程与当前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文章回顾了中国修订民法典的百年历程,总结了其中的成败得失,认为当前中国已具备再次修订民法典的条件;并就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就民法典修订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展开了分析探讨,希望对当前的立法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民法典编纂视域中无效法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的法制化建构

作为无效法律行为缓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效法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具有区别于补正、补全及部分有效等制度的独特功能,在适用上应当满足三个要件.该制度在严格意义上只有法定转换和解释转换两种转换方式,且该制度在贯彻私法自治、保障交易安全、节约交易成本及保障无过错当事人利益等四个方面具有宝贵功用.从历史和比较法上看,该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法并着重被现代大陆法系所承袭,此等域外制度对于我国实有启示.在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的背景下,我国具备建构无效法律行为效力转换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应当通过在总则制定一般条款、在分则制定特别条款的方式将该制度确立于将来的民法典中.     

人格权法制定中的几个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加快人格权法的制定对于完善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总则不能完全包含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也不能替代人格权法的功能,人格权法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当独立成编.同时,人格权法应当对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个人信息资料权等重要制度作出规定.     

借鉴与创新:关于民法典问题

民法的法典化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 ,如何制定民法典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 ,借鉴古代或外国民事立法的具体体系和内容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些优秀成果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 ,即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法法律行为形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民法典不仅要吸收和借鉴 ,而且要创新和发展 ,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我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的立法构想

特别诉讼时效是诉讼时效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特别之处主要体现在时效期间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在借鉴《德国民法典》特别诉讼时效期间之立法模式的基础上,采用尽量简易的立法技术对特别诉讼时效期间设置精简性的规定,但该规定应当回应各种不同法律关系之要求.     

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法律解释问题探讨

我国即将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探讨法律解释问题的意义主要在于:明确法律解释的目标、确立法律解释的基本指导原则、实现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共识、尝试法律解释规则的成文化。法律解释的对象就是法的渊源,它应当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和法理。法律解释方法,应当对应于法的渊源。就制定法来说,其解释应当对应于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习惯法的解释对应于以习惯法来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而法理的解释,则对应于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和创造性补充的方法。在我国民法典之中,应当将法律解释规则成文化。     

"非公"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统一性

非公经济的迅猛发展急需从理论上把握它在现时代的新特点,解决它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相统一“何以可能”的问题。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继承性赋予非公有制以新使命,非公经济的高效率性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置于更加现实的基础上,同时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等因素的积极制约下,当代中国的非公有制,经过辨证的否定,必然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准备新的经济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条件的把握与创建——以延安时期为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与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考察和分析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可知,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重要前提,复杂环境和艰巨任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发展的丰厚土壤,成熟坚强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主体,国际背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关照和回应的宏大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