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

通过对党的“一大”文献资料以及各当事人的回忆作的分析比较,发现近年来公认的“一大”结束日期尚有疑点。据胡华和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邵维正的《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两篇颇有影响的文章所提供的史料与考证,“一大”召开于1921年7月23日,7月30日第六次会议因法国巡捕干扰而中断,次日即7月31日在嘉兴南湖结束“一大”。对此,我笔访王会悟同志,请她谈谈“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南湖续会”的日期与情况。她复函肯定,“南湖续会”是在上海会址因密探闯入,会议中断,“隔了两日”,而不是第二天举行的。这就是说,“一大”结束日期不是7月31日,而是8月2日。我认为,王会悟此说可以成立。     

法德兼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综述

由《光明日报》理论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与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学习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于 2 0 0 1年 3月 1 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的代表及沪上的一些专家学者共 40余人。《光明日报》理论部主任赵石宝、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郝铁川、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出席了会议。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宣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 ,与会代表围绕着“以德治国”中“德”的内涵是什么 ,“德治”…     

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

据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杂志1979年第9期报道,1979年8月27日至9月1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黑格尔大会.大会的题目是:《同一——区别——矛盾》.会议由南斯拉夫科学艺术院联合会组织委员会、塞尔维亚科学院工作委员会与国际黑格尔协会共同召开.这次大会就参加人数和取得的科学成果看都是成功的.由于贺麟等三位中国代表的参加以及第三世界代表的出席,使大会能按原计划进行,大会参加人数相当可观,会议作了有科     

读稗琐记之十四“捉刀者”与“枪手”

《光明日报》1996年”7月3日第2版《高校“枪手”不该出现的风景》一文中说；“这些代别人写文章、参加考试的人，古时被称为‘捉刀者’，今天他们换上了一个更具现代感的名衔──‘抢手”’，言下之意是说“枪手”是“现代”之称谓。文后的《编者话》中也说：“悄悄流行起来的‘枪手’现象发人深省。‘枪声’响处，站起来的是一批假冒伪人才，刮起的一股投机取巧之风，倒下去的是‘枪手’自己的人格……”居然把“枪手”与“枪声”混为一谈，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关于“枪手”为代人写文章之称谓，笔者在《“枪手”语源》小文中作了探求，并…     

“刘郎”辨

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首句云:“茂陵刘郎秋风客”,诗中“刘郎”,指汉武帝刘彻。对此,清人王琦在为《李长吉歌诗》作注时指责李贺说;“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日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现在有些同志对此则加以赞誉,如藏克家同志在谈到李贺为人富有正义感时举例说:“对于汉武帝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竟直呼‘刘郎’加以叽嘲。”(《韩愈登门访李贺》,《中国青年报》1980年7月5日)还有的同志说:“李贺对这个历史上曾叱咤一世的汉武帝直呼‘刘郎’,又称他为‘秋风客’,这种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在封建文人中是罕见的。”(《李贺诗五首浅释》,见上海师大编《语文学习》1978年第4期)同是一个“刘郎”,古今论者对李贺的褒贬迥然不同,这里牵涉到对“郎”字的理解问题。据笔     

洛克“反省说”再评价

“洛克的‘白板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洛克的‘反省说’则是其认识论中的唯心论成份”——这是我们历来评价洛克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本文拟恨据洛克本人在《人类理智论》一书中对“反省说”的基本论述,重新检查一下“反省说”。并以此分析一下那种认为“反省说”等于唯心论的说法是否真有根据和道理。     

“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质疑

辛亥革命以来,流行着“光复会并入同盟会”之说。如:龚翼星的《光复军志》(1913年)中说:“同盟会起于日本东京,光复会与合为一。”上海师大政治教育系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1979年)中说:“‘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1905年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同盟会’。”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因而提出疑问,请教于同志们。第一,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关于《琵琶行》的音乐描写

一、《霓裳》应有“开元”“清”音、“天宝”“邪”声两式关于《霓裳》,宋王灼在《碧鸡漫志》卷三中考证最为详细。他的结论说:“《霓裳羽衣曲》,说者多异,予断之曰:‘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所谓“西凉创作”,是指西凉进《婆罗门曲》之史事;“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是指《婆罗门曲》经润色而改名为《霓裳羽衣曲》的故实。这一论断,符合《唐会要·诸乐》的记述。《唐会要·诸乐》说:天宝十三载七月十日,太乐署供奉曲名及改诸乐名,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据此,我们认为,《霓裳》在天宝十三年之前和之后,不仅称谓不同,在内容上也是     

“传统”新论

《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发表了青年哲学家甘阳的文章:《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其中论述了“传统”这概念。文章说:“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这就是说,‘传统’只不过是‘过去已经存在的东西’——过去的人,过去的事……以至过去的一切”。文章接着说,“这种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     

《社会》举行创刊十周年理论研讨会

《社会》从1981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十年的道路。为庆祝《社会》创刊十周年,《社会》编辑部于1991年5月24日至5月26日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庆祝《社会》杂志创刊十周年暨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理论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作者、读者代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五十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二十多篇。主编李庆云同志代表编辑部回顾了《社会》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他说,十年前《社会》杂志的诞     

也谈“颈”字的源流及其意义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修订本)第498页说:“说文:‘颈,头茎也’;广韵清韵:‘颈在前,项在后’。可见‘颈’字在最初大约是指脖子的前百的部分。‘颈’字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 ‘颈’字普遍用来表示脖子的意义是在汉代以后。” 我认为,《广韵》对于“颈”字的解释     

“餐肉饮血”始于汉代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刊登了辛更儒同志的《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一文,此文后又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五期,扩大了影响。此文考证详尽,从总体来说,是一篇颇有心得的好文章。但个别论点是不正确的,如作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满江红》词对“胡虏”、“匈奴”的仇恨之深,甚至超过了汉朝人对匈奴的仇恨。例如《史记·骠骑列传》所载,霍去病也只说“匈奴未灭,无以为家”而     

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吗?

林圃等四同志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考察》①(以下简称《考察》)一文,为了论证“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把统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改革成为自负盈亏的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提出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成为‘前提’的社会,是一个以集体所有制为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这样一种观点,并认为这种说法虽同传统看法相冲突,但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是谁首先提出的?

目前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说法:“武昌起义后,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个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或者说:“张謇利用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来瓦解南京政府,是从内部帮忙了袁世凯,离间了革命政权。”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1923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3页)由此可见根本不是“章太炎先生首先提出这个口号”;也不可说是“张謇利用章太炎提出的这个口号”。应该实事求是地说,章太炎曾经重复过张謇提出的口号,由于章太炎     

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召开第二届学术年会

甘肃省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会于今年八月三日至六月在临夏州召开了第二届学术年会。年会由甘肃省教育厅顾问、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邓品珊同志主持。 出席本届年会的代表共65人。主题是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针,结合“三个面向”的指示精神,探讨当前普教改革理论和实际问题,交流中小学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委员会为每篇文章作了题解和注释。实践证明,这对于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是人有裨益的。大部分题解和注释是写得好的,但也有个别的写得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就是其中之一例。题解写道,“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先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转载了此文。后经过修改,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五集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后,即一九二五年末到一九二六年春,党内是否存在着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当时的张国焘,其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广州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召开理论研讨会暨2003年年会

2003年12月18-19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暨2003年广州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年会”在番禺顺利召开。此次会议共有全市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区委宣传部等社科研究和管理单位的80多名代表参加,提交会议的论文90多篇,与会人数与论文篇数达到了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年会的历史最高水平。与会代表围绕“党的理论创新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     

论王国维的“无我之境”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美学思想的核心。所谓“境界”是指作家把个人的情感、意趣和创造力融入描写对象之中而形成的情景交融、物我统一的艺术世界。王国维不仅把境界立为诗词之本,而且在分析境界时还把它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人间词话》,下引此书皆不另注)。     

“八面受敌”法的来由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文以人传,在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律中,这所谓“八面受敌”法,便成了一个分门别类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的概念。现在有的学者甚至作了这样发挥:“这种分类读书法,分类研究法,也即专题读书法,专题研究法,苏东坡把它称之为“八面受敌”法,曾经受到毛主席的注意和称赞。……毛主席的这个称赞,对于我们是一个很深刻的启发,而对于苏东坡则无疑是一个十分难得的荣誉。”(顾其中:《苏东坡》第103页) 考“八面受敌”一语出自苏东坡《又答王庠书》文中。所谓“八面受敌”法,说是毛泽东同志     

论儒家的境界观

<正> “境界”一词如何解释,可能多种多样。据《辞源》上说:“《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说:‘召公于有叛戾之国,则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这里的“境界”是“疆界”的意思。另外一种意思来自佛教。《无量寿经》上说:“比丘白佛,斯义弘深,非我境界。”这里的“境界”是说人所达到的一种修养境地。我们所讨论的“儒家的境界观”是就后一种意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