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昏懦”说质疑

唐高宗昏庸懦怯,这在史学界早已成为定论。陈寅恪说“高宗本庸懦之主”,岑仲勉说唐高宗“昏庸”,范文澜说唐高宗“昏懦”,类似看法不胜枚举,因而唐高宗在唐史中的地位几乎完全被抹熬。如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从655至705年是“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近年出版的十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长达九十余万言,提到唐高宗     

评“四人帮”的“思想专政”论

在“四人帮”的“全面专政”的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思想领域”专政。按照“四人帮”的解释,所谓“全面专政”就是在一切领域,即在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专政;所谓“在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姚文元说:“上层建筑一切反动思想都要实行专政”;梁效说:无产阶级“必须加强对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有效的专政”。他们一口咬定,如果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得“残缺不全”。他们鼓吹用专政的办法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把这种观点概括为“思想专政”论,并对它进行批判。     

“李德裕反对进士科”辩

李德裕虽出身门荫,但其主政时并非刻意排斥进士,更多的是对进士科的积弊进行整肃,从而规范其作为仕途经济的功效。而其政敌实际上却大有助长积弊之嫌。因此,将进士科作为泾渭党争的标准不免有些牵强,所谓“李德裕反对进士科”之说更有失于偏颇之嫌。     

解行相应传心法--蔡鸿生《仰望陈寅恪》读后

蔡鸿生的《仰望陈寅恪》是在已有 15本专著、 7本论文集和 30 0多篇论文之后 ,又推出的一本研究陈寅恪其人其学的专著。在这一篇幅不算太大的著作中 ,作者不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陈寅恪之史学 ,其特色在“发覆” ,其宗旨在“求真” ,其功夫在“精思”的新知、新见、新解 ,而且 ,通过几篇研究中西文化史的示范性力作 ,展示了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发覆”史学的可操作性和可学习性 ;通过对当今学术界种种弊端的分析 ,展示了一个比“解读”陈寅恪更为紧迫的任务 ,那就是学习陈寅恪 ,继承其学 ,光大其术 ;而要继承、发扬陈寅恪倡导之“发覆”史学 ,必须力戒当今浮躁之学风 ,以求真为宗旨 ,以“治心”为基础 ,以创新为手段 ,还学术以本来面目。如果说 ,以前的陈寅恪研究多在“解”上下功夫的话 ,蔡著则不仅着眼于“解” ,而且着力于“行” ,堪称一本解行相应的创新之作。     

唐代安徽进士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发展时期。当时科举科目众多,但最被人们看重的是进士一门。时人把考中的进士誉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又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焚香礼进士,设幕待明经”之语,足见登科进士的地位之高。安徽在唐代考取进士科的情况如何?过去鲜见论述,实为安徽教育史上的一个空白。现仅依据有关资料,拟分淮北、淮南、皖南三区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陈寅恪与藏学研究

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在继承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近现代著名学者陈寅恪(1890—1969)的学术研究史尤其是藏学(Tibetology)研究进行了深入探讨。这篇论文本“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之旨,就陈寅恪先生与藏学研究之关系作一论述。分为三部分内容:⑴陈寅恪研究藏学之脉络;⑵陈寅恪影响下之藏学研究;⑶陈寅恪研究藏学之“经世致用”思想。     

陶渊明与魏晋玄学

关于陶渊明的思想归属问题,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宋代朱熹说:“靖节见趣多是老子”,“旨出于老庄”。清代沈德潜则说:“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四十年代,朱光潜、陈寅恪先生就这个问题又展开了一次争论,陈先生认为,渊明的思想应属道家,朱先生则认为应归入儒家。建国以来,争论仍然在延续。笔者不惴浅陋,愿以一已之管见;就正于前辈和专家们。     

唐代明书科考述

<正> 唐代科举常科之一的明书科,简称“书科”,如《通典·选举三》云:“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或称“明字科”,如《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其科之目……有明字”。今存有关明书科的史料相当零碎,现予汇总考述。唐代明书科首次开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据《旧唐书·职官志一》所载:“有唐以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土、明法、书、算。”这是大略言之,并不是说明书科与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同时首次开科。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颁发的敕文曰:“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唐摭言》卷一)在这道关于常科开科的敕文中没有明书科,可见这一科目     

中国古代文化造极于宋代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主张唐代文化高峰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赵宋一代的文化比起唐代文化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代学者徐有贞早就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也曾揭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至于宋史专家邓广     

关于唐会昌年间俸料钱数额问题

《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会昌年间官吏俸料钱数额可能有错误,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一文中指出的。陈先生说:“新志所载俸钱之数,为会昌时之定额,而白诗即作于会昌时,断无相差十倍之理,其为误记,尤显然易见也。”又说:“唯《新唐书·食货志》所记俸额,自太师起,至太子少傅止,较《会要》《册府》之数,多     

谈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

<正> 《人民日报》1981年元旦社论,在重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等“四项原则”时,直截了当地写上了“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有的同志看后说:“一个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显然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我们认为这个说法颇有商榷的必要。在列宁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他在一定意义上说过“一个阶级专政”,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过“一个阶级掌政”。有的同志可能是不自觉地把列宁所说的“专政”与“掌政”混同起来了,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涵义的名词之间简单地划上了一个等号!于是就把列宁所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误解为:只能是“一个阶级专政”。由于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唐代黑齿常之字号及生卒年新考

黑齿常之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代的边关大将,原为今韩国境内的百济国人。唐高宗显庆五年(660),曾派遣邢国公苏定方率兵侵犯百济,百济战败,苏定方“献百济王扶余义慈、太子隆等五十八人俘于则天门。”当时,黑齿常之在本国任“达率”之职(这一职务相当于唐代的刺史;一说相当于唐代的兵部尚书,在百济属二品官),也随降来到了中国。     

张国常和他的《重修皋兰县志》

张国常,字敦五。甘肃皋兰人。同治癸酉(1873)举人,光绪丁丑(1877)进士。授刑部主事,因“亲老告养”还家。从此不再出仕,开始了舌耕笔耘,讲学宣道生涯。他任兰山书院山长二十余年,言传身教,造就了不少人才。当时甘肃“发科成名”之士,大都是他的“门生”。其中声誉特著者,有刘尔忻,王烜等人,他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

陈寅恪与当代中国常乐史学大师陈寅恪近年被学界或非学界的文人爆炒得很有声势,以至于懂史学或不懂史学的人涉及文史科学时都要扯到陈寅恪,似乎成为“开口不谈陈寅恪,读尽诗书亦枉然”了。人们极力推崇陈氏标举的“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以此为陈氏学术之真价值所...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陶渊明反佛说辨异——兼评逯钦立先生论陶文之疏漏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后期,且与佛门人士多有往来。但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都否定他与魏普佛教思想有联系。四十年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说:“渊明之思想为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及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立新自然说。……故渊明之为人实外儒而内道,舍释迦而宗天师者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赞“革命钢刀”精神——话剧《山村新人》观后

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说过:“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革命文艺应当去反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使之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战斗武器。话剧《山村新人》正是这样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坚持乡村,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很有战斗性的好戏。     

元朝蒙古进士科简介

蒙古族进士科是整个元朝进士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进士只是在考试的程式、试题、规则、中选、发榜以及授职等方面分成蒙古、色日人和汉人、南人两类不同的规定。本文就元朝蒙古进士科制度作一简介。 世祖即位后,曾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到了至元四年(1267年),翰林学土承旨王鹗等上奏世祖,请行选举法:“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术。”帝曰:“此良法也,其行之。” 在裕宗、成宗、武宗时,对科举事,也有旨令,但均未实施。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一月,乃下诏曰:“惟我祖宗以神武定天下,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朕以眇躬、获承丕祚、继志述事、祖训是式。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爰命中书,参酌古今,定其条制。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