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民法之基石:土耳其与埃及民法典

《土耳其民法典》与《埃及民法典》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部代表性民法典。虽然近现代以来两国都移植借鉴了西方民法,但是两国的民法典却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形成了中东地区民法典的两种模式。《土耳其民法典》坚持全盘西化,《埃及民法典》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间进行调和。由于伊斯兰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间难以弥合的差异,中东伊斯兰国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律现代化之路注定不平坦。     

韩国的法律文化初探

韩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也逐渐步入现代法治之轨道。韩国的宪法和刑法主要受到西方有关法律思想的影响 ,民法则保留了东方礼制和伦理色彩 ,诉讼法既有大陆法系的特征、又有英美法系的影响。本文从基本法宪法、几个主要部门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方面来探讨步入现代法治轨道的韩国所特有的东西复合型的法律文化     

也论"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兼与高鸿钧先生商榷

以先秦和秦朝法治为代表的某些中国传统法治资源和西方正义法治资源对中国现代法治具有建构意义.《先秦和秦朝法治的现代省思》一文富有探讨意义,该文在继承法治之中土传统时,遗神取貌;移植法治之西方资源时,买椟还珠;选择法治之实践路径时,南辕北辙.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正义是现代法治必不可少的灵魂.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     

传统文化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内在限定

国家的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归因,过多地注重西方法治理念与制度的学习与移植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建构中国的法治社会需要吸纳现代法治观念和先进的法律文化,同时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基础,承继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以建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切合中国人习惯特点、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新的中国现代法律体系。     

“法治中国”如何吸收和融通西方制度文化资源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也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充分汲取包括西方制度文化在内的一切优秀资源。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对西方制度文化秉持清醒的反思批判意识,吸收和融通其中优秀的、符合时代要求且与现代意识相适应的制度文化资源,在中国建立起以基本法律价值为基础、贯彻规则主义、体现公民精神的现代政治法律制度。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依法治国中的价值

古今中外的法律文化交融是依法治国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重要助力。追溯依法治国的文化源头,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明蕴藏的理论和经验,纠偏近代以来“效仿西法”“抑古扬今”导致的传统法律文化虚无主义和东西方法治文明无法自洽的境遇,是当今学人责无旁贷的担当。从历史解说现实,以古鉴今,发掘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可资借鉴之处,如“以礼入法、德主刑辅”与德法综合为治,“重民思想”与人本法治观,“家国同构”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贵和尚中”“无讼息争”与和谐法治,唯有如此才能使传统充满活力,才能固守依法治国之根本。     

浅议实现我国法律文化现代化

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有着很大的差距,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就必须不断推进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大胆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树立公民法律信仰。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之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均为现代西方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现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观点却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共存与互生--现代法治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理论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多持批判的态度,并认为其对于现代法制建设无多大意义,笔者并不认同.本文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探讨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理论上共存的可能性,及其在现实中共存的复杂性,得出二者必将融合的结论,并提出法律应当体现人伦关怀,加强法律的内在强制力,注重民间道德规范整合.     

规律视野中法的本质探讨

在中西方文化中,各种法学学派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和认知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今理论界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放眼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用法治来治理国家,使法治的选择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成为人类普遍的选择：纵观历史,从古代宗法制度到现代法治,从人治到法治,反映了人们对法的规律的认识的加深,因此,也揭示了法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如同自然界有着自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的规律亦有其客观性.     

试论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

法治是一种法律和政治上的愿望,在现代法治背景下,行政法的类型可以概括为三类：秩序法治、行政法治和回应型法治。秩序法治是以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为目的、以管制为特征,主导国家社会生活的一种法律秩序形态;行政法治是以控制行政权力为使命,政府行政行为受到正义之法约束的法治状态;回应型法治是以对当代行政法特征和规律的重新认识为基点．它是一种合作型的、积极的、动态的、自省的、“生态型”的行政,是一种全覆盖的法治状态。     

以历史的视角透视中国法治

文章从历史视角透视中国法治建设,通过回顾中国法制发展历史,将中国法制整体上划分为礼治、封建法制等五个时期,并分析了各自的特征。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法制发展事件,提出法治的进步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中国法治建设应该吸取经验教训,少走弯路;中国法治建设因历史惯性和现实问题,仍然任重道远,不可急于求成。中国法治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必须树立国民的自信心与意志力,培养守法习惯,形成自己的法哲学体系。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