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衙诸军都城驻扎考

两宋三衙诸军皆驻扎于京都,担负扈卫帝王、卫戍都城的重任。北宋殿前诸班直之殿前指挥使扎营皇宫之内,其他班直则主要于宫城东西两侧的里城、外城扎营,呈拱卫皇宫之势。殿前司诸军多驻扎于开封外城之西南部,尤其是外城西南门安上门以里邻近地区。马军司、步军司诸军则主要驻扎于开封外城之东南部及开封南郊地区。南宋三衙诸军在临安的驻扎,以城郊为主,其整体态势是东西并重,尤重城东,以城北、城南为辅。最精锐的殿前司诸军十三个军当中的游奕军、选锋军、前军、后军、右军、护圣步军共六个军,以及策选锋步军、神勇步军、水军之大部、中军步军一寨,都集中驻扎于临安东门候潮门、新开门、崇新门、东青门和艮山门内外的城东与东郊。中军步军一寨驻扎东便门以西、皇宫南门附近,直接拱卫皇宫。殿前司中军、左军、策选锋马军等部分兵力驻扎在临安西门钱湖门、钱塘门内外的城西与西郊,北门馀杭门外则驻有神勇马军、护圣马军各二寨。步军司诸军五个军都驻扎在临安城西与西郊,特别是钱湖门内外的铁冶岭、钱粮司岭以及临安西北郊的西溪等地。马军司诸军六个军本驻扎于西溪,移驻建康之后其主力五个军驻扎于建康东门、南门之外城郊各要地,一个军驻扎于城内,以行宫为中心与建康都统司诸军呈互相制衡之势。     

试析南宋总领所与中央及军区(防御体系)的关系

总领所为南宋特有的军需供馈机构,在多战事且恪守"祖宗家法"的环境中因势而立。总领所依"势"谋求各种形式的控制权进而来稳固其在行政体系的地位,因而它与其他行政管理机构迈入了"波涌"的量变的关系的状态。总领所完善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因而文章分为部两部分,一为总领所与中央的关系,一为与军区(防御体系)的关系,力图通过分析它与二者之间的权力博弈来对总领所的发展过程作出一个侧面的展现。     

南宋总领所性质考辨

总领所是南宋特有的、专职的饷军机构,于其性质的探究仁智互见,日本学者认为其是一个独立的、新型的财政机构,国内学者认为其是户部的派出机构。然对史料再梳理,总领所性质的问题较大地受到了南宋治国理念、政体发展及其时局影响,而不只是一个制度的条款化定义。它更多地、本质地体现着宋代务实的制度建设理念。因而,总领所不是职官系统内的一个固定因子,而是一个职司发展的量变。     

“吴曦之乱”析论

公元1207年(南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正月十八日,在南宋王朝向金发动的“开禧北伐”面临全面失败之际,南宋王朝的四川宣抚副使、陕西河东招抚使、兴州都统制吴曦“受金命称蜀王”①,与金“表铁山为界”,“乘黄屋左?,僭王位于兴州,即治所为行宫,称是月为元年”②,正式宣布反叛宋     

试论加强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

一、加强对外贸易的国家统制是客观的必然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中关系全局的权力主要体现在,计划、政策和对外经济活动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是我国执行对外贸易国家统制必须坚持的“三统一”原则,即:“统一计划、统一政策、联合起来统一对外”。统一计划和统一政策是统一对外的基础,统一对外是实现统一计划和统一政策的保证。这“三统一”是对外贸易国家统制的核心。为了贯彻执行对外贸易国家统制的政策,我国设立了专门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对外经济贸易部,     

《红楼梦》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对称性

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是汉语词汇中比较独特的一种结构,具有鲜明的对称性。本文从语义结构、音韵和平仄三个方面分析了《红楼梦》中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对称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诸葛亮的将帅武德修养论研究

诸葛亮非常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他对将帅提出了"以身殉国,壹意而已"为核心的将帅武德修养要求,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九将"的武德标准、养"五强"、去"八恶"的品德修养、"五善四欲"的职业才能、"刚柔相济"的理想气质、"师出以律,律有十五"的道德规范、效法圣贤的自勉之道以及"忿而不怒,忧而不惧,悦而不喜"的道德心理修养.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唐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贯彻落实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加快兰州新区发展

甘肃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指出,未来五年是甘肃省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要举全省之力加快兰州新区建设。兰州新区作为甘肃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处在全省发展的最前沿,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任务和引领全省转型升级发展担负着重要职责。为此,课题组深入兰州新区调研,形成了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对接全省创新资源与创业活动、选用中国(甘肃)自由贸易园区之名夯实服务贸易基础、"飞地经济"合作互助新模式、新区人口集聚人气政策机制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以期发挥宣传和咨询作用。     

以杭州为例还原一个真实的南宋

长期以来,南宋被认为是一个国力弱小、对外以妥协屈辱贯穿始终的朝代,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则常被忽视.2007年"南海一号"沉船发现事件,引发了作者对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与思考,试图对南宋作出较为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确立南宋的历史地位及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进程中的积极影响和巨大推动作用,以求还原一个历史上的真实南宋.     

伪满劳动统制政策剖析

伪满的劳动统制政策在不同时期有所差别。"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对进入中国东北做工的华北劳工采取限制的政策,并颁布了《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积极招募华北劳工来东北做工,并加强了对劳动的统制,颁布了《劳动统制法》。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决定实行"全民皆劳"的劳动政策,为此颁布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修改了《劳动统制法》。伪满的劳动统制政策为日本侵略者肆意掠夺劳动力资源、奴役中国人民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     

春秋晋国中军将浅析

春秋时期晋国军队中的最高统帅称为中军将,中军将不仅在战场上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对国内的政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晋国20位中军将帅的更替是晋侯与中军家族之间以及中军家族之间的博弈,中军将位荣誉和权力光环的背后充满了刀光剑影,考察中军将帅更替变化的原因、背景和过程,对了解春秋时期晋国政治生态的衍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之探讨

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于清雍正十年(1732),裁撤于宣统元年(1909),前后共历177年.三姓副都统衔门的设立,对巩固我国东北边疆、团结三姓地区少数民族、加快土地开发和商品贸易及三姓城政治、军率、经济、文化中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文章对清朝在三姓地区设立副都统衙门的战略选择、三姓副都统衔门基本概况及历史作用进行梳理与探讨.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歌曰”之源头与流变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歌曰"体现了对屈原、宋玉赋的沿革。渲染音乐情境的"歌曰"源于《招魂》《大招》中对音乐场面的描摹,并在乐器、歌舞题材赋中成为一种创作模式,且渐有作者情志之寄托;对话体及代言体的"歌曰"源自《讽赋》《登徒子好色赋》,其作用在于抒写主人公心志和实现赋中角色的互动,这类"歌曰"往往有较为明显的角色感,南朝宫廷赋中则出现了代言女性心志而无角色感,使赋中情境与抒情主人公相融无间的"歌曰";以"歌曰"、"诗曰"、"谣曰"、"重曰"等形式出现的双重乃至多重总领心绪语是由屈原赋中"重曰"、"少歌曰"、"倡曰"、"乱曰"等发展而来,南朝假设古人作赋情境之赋,也可视为对屈赋双重或多重总领心绪语创作模式的延续。     

市场经济下的日本价格管理

二次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曾试图废除战时的经济统制,并曾经一度取消了鲜活食品的公定价格.但是由于物资生产供应的严重不足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又转而继续实行经济统制,即实行物资统制、物价统制、资金统制和贸易统制。     

战时文化统制与日本文化的现代转型

战时文化统制和“大政翼赞”、统制经济三位一体,是日本法西斯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而有机的构成。就国民意识整合的本质而言,它是膨胀的、扩大化了的国家主义。文化统制作为政府主导下的一种文化强制力量,割断了日本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导致了日本民族精神的某种惯性模式与病态现实。     

"隆兴和议"后的宋金"受书仪"之争

"隆兴和议"之后,金宋关系由"君臣之国"变为了"叔侄之国",南宋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南宋皇帝起立接受金方国书的仪式并未改变。在宋孝宗看来,"受书仪"与"叔侄之国"的关系定位不相匹配,因此在"受书仪"问题上与金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受书仪"之争也成为了孝宗朝宋金博弈的主要内容。金强宋弱的现实使得宋方在实际斗争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相对卑微的姿态。同时,南宋改变"受书仪"的努力又与国内的"恢复"之议相呼应,在宋孝宗"恢复"之心最盛、朝臣"恢复"声浪最高的时段,也是宋金在"受书仪"问题上争锋最为激烈的时期。可以说,"受书仪"之争侧面反映着南宋朝臣在"恢复"议题上主流意见的变化。     

辽朝释褐进士的政治生活角色——以释褐进士迁转朝官与地方官为中心

辽朝释褐进士迁转程式承袭唐、五代制度,迁转路径为朝官与地方官。入职朝官衙署主要集中于枢密院、大理寺、中书省、户部等,出任的官职主要有宰相、枢密使、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平章事、起居郎、令史、舍人以及学士、知制诰、史馆修撰、监修国史等兼任官职。入职地方者主要有京官留守衙、地方节度使州衙、普通州衙、县衙以及宫衙等衙署,出任的官职主要有留守、副留守、节度使、节度副使、府尹、刺史、县令、州事、推官、(都)部署等。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China in the 1920s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在1920年代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三党对革命的积极认证和遐想式期待,将革命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相关联的强势政治文化。政治改革道路的不同选择不再被定义为"革命"与"改良"之争,或激进与温和之别,而是被建构为"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极对立,水火不容。三党对"革命"的竞相诠释,使得革命话语在日趋神圣化与正义化的同时,又意含着浓烈的任意性和专断性成分。     

两汉太常的祭祀礼事职能问题考述

两汉时代,太常作为汉代国家中央官制体系中的重要职官,列于九卿之首,其职司之一就是主管祭祀礼事,太常属下的机构十分庞大,太常卿不仅主管神事,还兼及陵县的民政与学校教育。太常卿不仅总领属下诸多祭祀管理的职能部门,而且自身在祭祀活动中也要充任特定的礼职。尽管如此,其核心政务仍是掌管神事,太常的主官与属司都有相应的礼事职能,并且两汉时期太常机构的变化及皇权的加强,也对太常的祭祀礼事职能具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