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道教

唐代长安道教是全国道教的中心。文章对唐代长安道观设置及其规模进行了考察,并从长安道士弘扬道学、与文士的交往等方面论述了唐代长安道教的兴盛,指出唐代长安道教文化是长安文明的组成部分。     

明前期皇帝的即位诏——从洪武到正统

即位诏书是帝制时代政策阶段性继替、关联的重要资料.文章将洪武至正统六位皇帝的即位诏书加以排比分析后提出如下判断:所有这些即位诏书都以申明新君即位合法性为要旨,并皆宣布大赦、新政条款,可见皇帝政治仍须取得与民心、普遍文化价值的契合,并非造成既成事实即可;建文帝即位诏表露出从威猛严苛转向文治宽仁的政策意向;明初诸帝中朱棣即位合法性最成问题;洪熙即位诏与建文政令相通.以宽仁休息为核心,朱棣、朱高炽父子之间的确存在重大政见分歧;宣德以后基本维系洪熙政令大轨.可见建文时期社会政策基本精神在洪熙、宣德时期得到部分体现;赋役沉重、军民逃离、司法严苛是整个明前期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政策难题;杨士奇在明前期政策基调转变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洪熙到正统初年可能是士大夫群体在国家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时期.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最新突破——评李浩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

李浩教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和《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是近几年来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两本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山东和江南这三大地域的士族文学进行探讨，对与地域士族文学有关的士族的贯望、迁徙、婚姻、教育、科举考试、宗教信仰和文体改革、牛李党争等问题进行考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取得了一系列新的突破，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在文学地域性研究方面的实绩。     

僧旻法师考略

僧旻,日本大和朝间渡日汉人后裔,俗姓不详。推古天皇15年（608）随使入隋（唐）学佛,留居24年,于舒明天皇四年（632）归国,曾设塾授徒,筵讲《周易》。其时,中臣镰子（足）、苏我入鹿、群公子等皆从其学。舒明朝中,僧曼占流星天狗、彗孛西出,以警苏我氏不臣之心,预天皇朝廷有”其君失地”之危。皇极天皇四年（645）6月中,中大兄等杀入鹿,逼焚虾夷,苏我氏亡（乙巳之变）。孝德天皇即位,厉行新政,以僧曼、请安为国博士,参议国政。僧曼又任大德十师,整饬僧尼,辛劳佛事。孝德天皇白雉元年（650）,僧昊引图谶祥瑞之说,推演五德终始之变,力证白雉休祥之瑞,以为光大天皇政权正统之尊,而收白雉改元之用。     

贾府内到底有几个世界

贾府内到底有多少个世界,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 比如许多男主子,他们当然既不青春也不高雅,甚至他们连凤姐等的管理安排也不过问。也不需要凤姐那样搞点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而只剩下了赤裸裸的贪婪掠夺,穷奢极欲。像贾赦那样去抢夺石呆子的扇子,像贾赦那样一心想再娶小老婆,像贾琏那样偷鸡摸狗,像贾珍贾蓉父子那样下作成性。而且这些人一无所长、一无可取,除了腐烂只有腐烂,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试析唐代体育运动的特征

唐代体育运动的发展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彰显了唐代豪迈奔放的时代气息与唐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然而关于唐代体育运动的特征,研究者甚少。笔者仅就唐代体育运动的形态、组织形式、价值观及其国际性等四个方面的特征予以探讨,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领略盛唐灿烂的文化和社会的强盛。     

辽代大赦三题

建国至占领燕云地区期间,辽代大赦的赦书起草者,由逃往辽朝的汉人担任,此后则由南面翰林院中的汉族翰林学士负责。辽代大赦赦书的内容,主要有免罪、覃恩、蠲免赋税三种,另外还偶尔出现调整行政建置和度僧的条文。中原王朝的大赦赦仪对契丹族来说十分繁琐,因此辽朝很可能并不存在赦仪。     

从公主婚嫁视角看唐代皇室与士族的博弈

从公主婚嫁视角考察唐代皇室与士族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基于士族的礼法、门第观念,唐代士族始终不愿娶公主,而唐代皇室对嫁公主与士族的态度则有一个从打压到接受、靠拢,乃至迎合其娶妇标准的复杂转变过程。本文第一部分首先从情理上明确了唐代士族不愿娶公主这一现象的存在,然后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唐代士族不愿娶公主的主要原因不是反对公主本身,而是许多唐代公主不遵守礼法,她们的违法乱纪容易招致家族祸端。第二部分说明了唐前期利用三次修谱对旧士族进行打压的过程及其结果,通过若干史例考察了李唐皇室主动与士族联姻的转变过程。     

一部新人耳目的唐诗专著——评苏者聪著《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

新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一书,是武汉大学中文系苏者聪教授撰写。该书二十余万字,共十六章,论述了上自皇帝王妃下至尼姑妓女一百多位唐代女诗人,六百多首诗,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研究唐代女诗人的专著。此书对唐代女诗人从宏观到微观作了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开篇第一章从总体把握唐代女诗人,介绍了她们的才华、情操、命运及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并把她们放在唐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整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探索她们的共同命运和艺术规律,从而让我们了解唐代女诗人作为一个群体的共同特征。同时在各章开端分别论述不同身份妇女(皇帝、皇后、公主、妃     

南朝与唐代艳诗的审美内涵

艳诗这一诗歌品类历来备受争议。无论从创作规模、艺术成就,还是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来看,南朝和唐代都堪称艳诗创作的繁盛阶段。南朝与唐代艳诗的题材、内容及审美取向,充分地展示了女性之美、男女之情、幽眇之思等审美内涵特点。     

唐代七律诗的几个主要派别

本文主要探讨唐代七言律诗的派别问题。通过对唐代近万首的七言律诗进行了详细考察、辨析和归纳,除了一般的艺术特色外,认为唐代的七言律诗共有雄浑苍茫、高华富丽、浅显通俗等五个派别。并对这五个派别的基本风格特征、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以及后来演绎变化的发展线索,分别作了具体详尽的分析。除了从文学的因素追寻查找以外,也结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甚至诗人本身的气质、才赋等进行了考察。文中并对杜甫、王维、沈佺期等在七言律诗上开宗立派的诗人作了充分肯定。并针对建国以来忽略晚唐诗的现象,对晚唐的许多七律名家所作的贡献,也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     

唐代长安的酒

本文对唐代长安沽酒、家酿的分布和种类作了论述,弥补了《国史补》上对唐长安名酒记载的不足;同时,通过唐政府后期的榷酒税收,说明了唐代长安的名酒之多与饮酒之盛。文章总结了唐代长安饮酒的风俗习惯,反映了唐代长安文化生活的一个侧面。     

论唐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唐代社会发挥着选拔、激励、教育导向、维护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的功能。从科目设置、测量方法、选拔标准等方面来看,科举考试对人才的选拔是客观公正的,对士人产生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推动了崇文尚学的社会风气的形成;维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倡导了公平、平等的思想理念;选拔了大批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提高了唐代官僚集团的文化素养,扩大了统治基础,打通了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培养了中国乡村士绅阶层,使之形成地方文化核心,有力地维护了唐代社会的稳定。     

《新出唐墓志百种》文字校理

《新出唐墓志百种》的出版丰富了唐代文献史料,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认真对照拓片的基础上,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历史学等知识,辅证以历代墓志文献及传世文献,对该书进行全面校读,发现其文字校勘存在着诸多可商之处,兹择其数例,略加论述,以期有助于该书的利用和文献古籍的整理。     

对唐代几种社会救济形式的辨析

本文利用文献史料概括论述了唐代埋骨安抚、施药赐物、养老扶弱、族内互助、民间义行等救济形式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肯定其积极作用 ,并分别揭示其实质。同时 ,对官方救济与民间救济进行了比较 ,并得出了结论     

唐代仕女雕塑艺术研究

<正>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等高度发展的时期,基于此背景,雕塑艺术获得了空前发展。唐代雕塑作品中,仕女雕塑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最突出,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艺术。唐代工匠以高超技艺,将仕女绘画艺术与雕塑艺术完美融合,通过“塑其形、绘其神”形式,将仕女的生动表情、优美形态、华贵气质充分展示了出来。文章结合唐代仕女雕塑产生的背景和形象分类,探究唐代仕女雕塑艺术审美特征。     

唐代孙逖科举家族成因初探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根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等资料记载,孙逖家族六世凡21人科举及第,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科举家族。科举制度的建立与实施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提供了时代条件;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众多家族子弟的成人成才为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孙氏家族成员特定的社会联系和人脉关系则对孙逖科举家族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唐代的货币思想主要继承《管子》和两汉的学说 ,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等主要问题的思考研究虽有所进步 ,但总体认识水平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仍停留在货币国定说和轻重论认知体系上。这在实践中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和破坏 ,也影响了唐代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