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因果关系

“市场欺诈理论”是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因果关系认定的理论基础。在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 ,采用”市场欺诈理论”和“推定信赖原则”可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但如果不考虑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卖出证券所导致的投资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 ,也不考虑诱空虚假陈述与投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将使部分实际受到损失的投资者得不到法律救济。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问题

从立法目的层面来理解,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对于保证人民法院提高审判质量有积极意义,但对保障投资者诉权却是有利有弊.从发挥民事责任追究的功能、增强法官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以及前置程序与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等方面来看,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中的前置程序是在我国目前立法与司法环境尚待完善的情况下才有的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应该取消.     

虚假陈述民事赔偿的诉讼方式研究

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涉及原告人数众多,采取单独诉讼方式,必然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代表人诉讼扩大了诉讼的容量,但由于在登记加入和判决扩张方法上的限制,代表人诉讼制度制裁虚假陈述行为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集团诉讼方式兼顾了证券市场群体性民事诉讼的公平性、效率性和威慑性,因而,该制度对我国涉证券民事侵权案件的解决有借鉴意义。     

证券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及赔偿问题研究

该文认为,应当根据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现实状况与客观需求,在因果关系方面,借鉴美国作法,采纳“推定信赖”的原则,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另外,应适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制度。在赔偿原则与赔偿范围方面,应在填平原则的前提下,对受损投资者的间接利益损失赔偿予以支持,增加造假者的代价。     

虚假陈述民事制度供给不足的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虚假陈述民事制度仍然存在严重的供给不足。这种不足表现为两大类型,一是供给技术粗放型,二是供给政策考量型。政策考量型不足,从深层上看,是我国实然的法律运作模式支配和制度供给者出于特定目的抉择的必然结果。应该从构筑法治理想图景的理念层面和国家权力内部制衡的实际运作层面予以矫治,以促进民主宪政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     

我国专业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虚假陈述的法律责任

为有效防止专业中介机构在证券发行中进行虚假陈述,保证证券发行的科学、规范、有序,应加大让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力度。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     

刍议《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是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案件受理程序和适用法律的系统性司法解释 ,是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保护的里程碑式的文件。但《规定》中的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尚需进一步明确 ,因果关系的认定应考虑到方向相反的虚假陈述情形 ,并且相关的信息披露应统一、规范 ,以助于为权益受侵害的投资者提供司法救济 ,加快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进程。     

民事裁判错误问题研究——以法律救济为视角

民事裁判错误作为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相应的法律救济应是一个亟需关注的论题。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裁判错误的界定以及相应的救济程序的设置都存在着问题。因此,在现代司法理念下有必要将民事诉讼立法的指导思想重新定位,由"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转变为"依法纠错",在"依法纠错"的指导理念下建立健全民事诉讼法规,界定民事裁判错误的范围,设置合理的法律救济程序。     

系统风险非虚假陈述的挡箭牌

A股市场的信息披露一直是“老大难”问题,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陈述,在定期报告中存在的不报、迟报、瞒报等违规现象层出不穷。为了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     

开庭审理与径行裁判之间——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的理性反思与重构

在立法上,我国民事二审审理方式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以径行裁判为例外。这样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也造成了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失范,有法院对径行裁判随意适用甚至滥用,也有法院对径行裁判弃之不用。建议以“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对原证据重新审查请求或者一方当事人提出新证据”作为开庭审理的适用标准,适度扩大径行裁判的适用范围,同时规范径行裁判作为主要审理方式的操作流程。     

和谐社会语境中法官民事裁判的伦理维度——以对民事司法个案的反思为视角

民事裁判是通过对具有伦理属性的法律规则的适用,来引导对人们的行为,以达到实现伦理生活之目的。从几个与公共道德生活密切相关的司法个案来看,我国民事裁判中存在着违背法律逻辑的道德实用主义倾向和以法律人的意识误读社会生活伦理等问题。在民事裁判中,法官应该从法律与伦理关系的视角,更为深刻地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及其限度,从而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裁判。     

论台湾现代诗中的“沉默”——以罗任玲诗作的陈述表现为中心

沉默有如黑洞,带领读者进入诗的无边宇宙。在现代诗里,沉默以意象或陈述表现。它经常指向读者所发现的,字里行间的意蕴或符旨;但是阅读行为中沉默或空隙更难能可贵,更能在飘移的符征中生发阅读趣味。沉默是台湾中生代诗人罗任玲诗作的主要特色。安静静默祥和安详宁静,是罗任玲诗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纷扰世局和流行诗潮完全撼动不了她充满哲思的安详气质。倘若按照陈述语和意象语在诗行中的比重区分,罗任玲诗中的沉默至少有三种表现方式。其一,意象语虽未主宰一切叙述,但是整合叙述;其二,由藕断丝连的意象将死亡的想象置诸生存的描绘,在生死的纸上历练中凝结现实;其三,几乎泯除陈述语,而每行的意象之间就有隐约的命题,或从句式,或从语法,和意象互为表里。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调解适用——以广州土壤修复案为切入点

近年来,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理念的引领下,环境民事公益意识进一步增强。同时,多元共治、合作对话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日益深入推进。但是,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调解领域中,当前的立法规定尚不完善,如在调解协议的公告、审查及调解书的公开等方面存在问题,造成司法实务障碍重重。因此,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满足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仍需立法及实务界的思考。     

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范构造——以《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为中心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环境公益诉讼并不能完全实现原环境的恢复,环境议题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转捩,促就了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因应。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是通过诉讼程序落实风险管控的公法责任以发挥法院的环境规制作用,并弥补行政规制的不足。但既有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则过于模糊,存在适用盲点,亟需梳理内在规范构造。具体而言,以重大风险为启动前提,但应从“质”与“量”二维标准加以界定;以污染行为和破坏生态行为为审查对象,但应着力于以行为为主附带结果的审查标准;以公共利益为保护对象,但应区分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实质内涵和顺位选择;以法律规定的机关与组织为诉讼主体,但应授予公民原告资格并肯定行政机关的独立参与人身份。除此之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风险交流有助于推动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程,未来制度改革上应致力于商谈主义司法的形塑,通过强化法院职权以敦促风险交流的充分展开,最终促进法院环境规制权能的完善。      

专家证据司法控制的路径选择——以香港民事专家证据制度的改革为中心

我国香港地区的民事专家证据制度长期面临着专家证据被滥用、专家证人缺乏独立性等问题.2009年4月2日,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正式生效施行.新规则收紧了对专家证据的司法控制,通过赋予法庭案件管理权以阻止不必要的专家证据进入诉讼程序,明确专家对于法庭的优先职责,设立单一共聘专家证据制度等措施回应了上述问题.尽管这些改革措施与英国专家证据制度相比具有很大的类同性,但在微观制度的具体构建上仍然体现出香港司法界独立、审慎地对待既有经验之态度.从比较考察的角度审视,香港专家证人制度与我国内地鉴定人制度在改革思路上呈现出了共同的取向.     

中国仲裁制度中临时措施的研究——以2013年民事诉讼法为中心

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仲裁程序中临时措施的研究动态,通过对中国仲裁法、仲裁规则及2013年修改版民事诉讼法中保全措施规定的分析表明,当前中国的仲裁庭包括商事仲裁庭和海事仲裁庭尚无权下达临时措施,其民事诉讼法中的保全措施在立案和执行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中国临时措施相关法规存在较多的缺陷。中国需要对仲裁法及仲裁规定进行修改,以提高中国仲裁制度的可信度,确保中国的保全措施申请不受地域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