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含义及其建构中的内在张力

现代国家的两个基本方面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从比较政治视角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对关系非常复杂。其中,不但存在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而且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冲突和各种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影响着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国家,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同步增长的正向关系。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与国际经济法的发展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模式已进入"深度全球治理"的更高层次。深度全球经济治理视野下国际经济法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际经济立法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结构、治理模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反映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实力对比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资本与国家、资本与社会之间一度失衡的权利义务进行纠正的努力。如何在这一调整过程中保证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并切实提高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进入全球治理核心权力圈的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权力下乡: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以村庄权力互动视角审视驻村第一书记制度,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结构的改造,其本质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倒逼对村庄权力结构进行改造,于是,驻村第一书记通过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并基于新权力的引入重塑了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村庄权力结构,这就是上层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依靠干部队伍的嵌入整合、资源输入的权威效应、村治运作的模式创新等方面的联动施力,驻村第一书记成功向村庄引入上层国家权力。通过在“上层国家权力-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建立了培育、监督、辅助三重导向的权力互动崭新条线以及在“基层国家权力-自治权力”之轨上开展了脱轨纠治的互动调适,驻村第一书记实现了对村庄权力互动关系的重塑。新型村庄权力结构的优势在于国家对村庄权力运作与村庄治理的可控性以及能够促进调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加强党和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民主发展。不过,上层国家权力下乡也面临着乡土社会的双重屏障、权力运作的支撑不足、下乡成效的生产失衡、目标结果的反向错位等四重现实困境。未来,必须通过统筹个人深入与组织协助、明确书记角色与决策规则、完善制度主导成效机制、坚持村庄权力改善原则来优化驻村第一书记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以不断赋能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论经济法之独立性

经济法部门的独立性问题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核心问题。表面上看,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分之所以成为难题,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直接由行政部门实施所致;实际上,国家权力对市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干预或协调,并没有改变原有经济关系的双方主体,也没有产生新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界线应当是清晰的。经济法独立的调整对象是需要国家权力干预的特定市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也是明显的。经济法部门独立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经济立法与执法遵循着与行政立法和执法完全不同的原理与精神。     

社会权力变动中我国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化

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是我国权力的主要内容,两者既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社会权力是国家权力的根源和基础,它在维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权力和弥补国家权力功能不足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国家权力是社会权力的支持和保障,是社会权力建立和维持自己统治的基础和前提。社会权力发展的轨迹决定了国家权力存在的范围及实现的程度。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权力的不断发展,对国家权力的重要载体——政府产生巨大影响:推动着政府在治理方式上从统治向治理转变、在权限上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     

关于有限政府的理性思考

国家与政府对于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随着政府权力与职能的发展变迁,出现政府权力日益膨胀的问题,促使人们关注政府权力界限,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界限。有限政府理论就是以限制政府权力、注重市场与社会作用为核心取向的一种政府建设理论,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具有有益的启示。     

国家经济调节权独立性的宪制视角

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塑造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关注国家经济调节权这一支点。对国家经济调节权及其运作机制的理解会直接影响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法律调整。既有研究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独立性证成尚不充分,可借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分析框架予以补强。国家经济调节权的独立性能够在宪制框架中得到解释,而为实现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合宪性控制,也必须从完善既有宪法文本和激活宪法实施机制两个维度付出努力。     

找回家庭：重构现代国家建设的社会基础

   家庭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原本隶属于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逐渐进入公共空间。家庭政策是现代国家干预家庭事务的基本方式,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权力边界。当前主要有三种家庭政策模式：家庭事务分离模式、家庭事务共担模式和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前两种家庭政策模式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弱化了家庭本身的存在价值;东亚国家普遍采用的家庭事务转移模式,试图淡化国家与家庭之间的权力边界,家庭成为国家的政治同盟。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家庭事务转移模式同样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家庭成员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与集体主义的国家建设路径之间矛盾加深;二是东亚家庭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角逐中日渐式微。       

现代国家建构理论:从二维到三维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建设的理论大多是围绕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两个维度展开的,对资本权力的忽视无疑是国家建设理论的结构性遗漏。本文从市场脱嵌和战争制造国家两个角度,检视了作为"自然权利"的个人财产权演变为主宰他人、俘获国家的资本权力的过程,资本权力成为与国家并驾齐驱的另一种形式的"利维坦"。资本"利维坦"有公共权力的属性,主导着公共政策的议程并塑造着公共话语权。资本权力是理解国家建设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变量。这样,国家建设理论由二维变成三维,这是国家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它让我们重新审视流行的政体理论和民主化理论。     

唯物史观视角下秦汉时期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研究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不同于西方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秦汉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所展现出来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模式及其历史特点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独特性的一个缩影。在中央层面,以皇权为中心,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且相互制衡;在地方层面,以皇权和中央权力为中心,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一且高度集中。这一历史时期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模式展现出了实践理性、私有特质、大一统社会状态和社会文化下权力关系模式的"同心圆"规律。这一权力关系模式及其特点不仅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权力关系模式的缩影,对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权力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优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权与行政权权力结构也产生了一定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