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节镇体制与地方监察

辽代节镇除本州外,亦下辖支州。节度使通过带本州刺史衔管理本州,同时加观察使衔统领支州。辽代实行的是中央—节镇—州—县的管理体制,节镇为辽代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辽代节度使所带观察处置使、御史台官等结衔,皆是节度使监察权的体现。节度使以下,节镇内部由判官、孔目官、录事参军等具体负责监察事务。辽代节镇内部设置的判官分为节度判官、观察判官、军事判官三种类型。由观察判官负责考课下属,节度判官、军事判官负责监察司法审判,孔目官负责勾稽文案,从而达到监察政务的目的。地方监察事务在节镇一级基本可以得到解决,节镇是辽代地方监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辽代节度使总揽辖区内行政、监察、经济、军事等权力,为防止出现唐末五代地方割据情况,辽朝中央采取了诸多措施。辽朝在节镇之上设置更高一级的监察区,后由于监察区与军事区、经济区之间存在重叠,使得辽代已经开始逐渐孕育出一种钱粮兵谷合一的大的行政区划。这与金代的路—节镇—州—县四级体制,宋代的路—州—县三级体制,共同奠定了元代行省制度的基础。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

“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李文才唐武宗会昌三年（８４３）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向朝廷提出继任此位，唐廷予以拒绝，并进行讨伐，历时一年多，平定了昭义镇。因昭义镇也称泽潞镇，故史书多称“武宗平泽潞”。这一历史事件，是所谓“会昌之政”的一项重要...     

五代都城的变迁

唐代的都城在长安,后来,建东都于洛阳。唐末,天復四年(904),身兼宣武军等四镇节度使的朱温为了更牢固地控制朝廷,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其后,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繁繁,都城几经变迁,甚至同时有东都、西都、北都、邺都之称。作为都城,应当以朝廷百司所驻及神稷神坛所在为准,而以前者为主要依据。现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对五代都城的变迁,考察如下。后梁先都开封,迁洛阳,再迁开封     

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

唐代后期,具有明显方镇色彩的进奏院渐次出现.节度使以及方镇人员在京城的活动,不仅是制度层面的规定和程序问题,同时也是唐代后期政治史的一个视角.其中涉及政治势力、经济、行政体制等因素,而这又沉淀在长安城内部社会中,并通过具体的空间和人员活动得到反映.长安城中众多节度使豪宅的存在,不仅体现了节度使是唐代后期一股强大的势力,同时也体现了方镇的势力和财力,与之相关的问题是节度使的家庙.本文由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两宋时期土家族地区经济述略

两宋时期，朝廷以辰州（今湖南沅陵）、沉州（今湖南芷江）为据点，开展对湘西、黔东、鄂西、川东土家族地区的经营，继续推行“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始终蛮夷适之”的羁縻政策。在荆湖路设置三十八个羁縻州，州路设四十九个羁縻州，来凤县设散毛宣抚司，巴东郡设巴东安抚司，忠州南宾县设石柱安抚司。这些羁縻州，“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再小者为峒”，其首领（如州刺史）均由朝廷任命，并且世袭。这些少数民族酋长除有权管其辖地外，还有权在州内设押案副使和校吏。即所谓“听自补置”。有功的还可能晋升，甚至“赐以疆土”。“创立城寨，…     

唐安西四镇中"镇"的变化

安西四镇的称谓,自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后,就已出现。此后,曾三次陷落于吐蕃,四镇三失三复的重要教训是,要保持对四镇的稳定统治,必须要派驻足够的兵力驻防才有保障。长寿二年(693年)朝廷决定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此后,在安西四镇之下,又增设了许多二级军镇,除碎叶镇外,还有如拨换镇、通海镇、葱岭镇等。于阗镇下增置有坎城、兰城、胡弩、固城、吉良等五个二级镇,在于阗镇内诸州,还设置了州级军镇,如六城质逻州的杰谢镇,还有安夫镇,实为三级军镇,玉河军、箫乡军,也可能属于阗镇辖下的军镇名。在于阗镇内设置如此众多的军镇,主要是为了对抗吐蕃对于阗、进而对四镇的进犯。众多新军镇的建置,是唐安西都护府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唐对西域统治由不稳定走向稳定的重要保证。     

“白马驿之祸”与唐末幕府文人心理

白马驿之祸是对唐末政局影响极大的政治事件。幕僚李振等人鼓动节度使朱温将唐朝廷中的30余名朝臣全部杀害。文人入幕是唐代中后期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多数幕僚在唐中期政治运行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唐末形势发生了变化,朝廷在穷途末路时仍旧把持着铨选的权力,藩镇凭借武力凌驾中央之上,加之文人们的生存环境剧变,经济条件等也发生较大变化,这些因素导致了幕府文人产生了"尊幕府而弃朝廷"的心理现象,这一心理现象对文人的功利心、道德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玄宗边患与开元九节度的形成

终玄宗一朝,边患始终不断,这也是玄宗朝对外战争频繁的重要原因。西部的吐蕃、中部的突厥、西部的突骑施和东部的两蕃都给唐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就吐蕃而言,长期在西境给唐造成巨大的威胁;就突厥而言,以控弦数十万的实力立于北方;就突骑施而言,在唐与吐蕃之间游离不定,甚至一步步倒向吐蕃;就两蕃而言,对唐边防的压力越来越大。这些外部威胁或促成了节度使的设立,如陇右、朔方等节度使;或影响了节度使的废置,如碛西节度使。在开元末期,九节度镇边的局面最终确立,这与玄宗朝边患的外部压力密切相关。     

唐代凉州《大云碑》与首任河西节度使

本文结合明代重刻唐《凉州卫大云寺古刹功德碑》认为:景云元年(710)始任河西节度使的是凉州都督司马逸客,非贺拔延嗣;司马逸客活跃于武周和唐中宗时期,曾参与702年征讨突厥默啜和710年唐朝对后突厥汗国的军事行动;任河西节度使期间,其通过主持修缮凉州大云寺,获取赤水军等军镇的支持,以达到对地方社会控制的目的。     

郭昕主政安西史事钩沉

郭昕是郭子仪之侄,永泰元年受命巡抚安西,继朱都护、尔朱都护之后,主政安西,起始官号为四镇节度留后,建中二年(781年)德宗遣使册拜为安西四镇观察使,兴元元年(784年)四月晋升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是岁五月二十六日乙未(784年7月18日)又加左仆射虚衔.他结援回鹘,坚守唐朝西陲飞地,直至元和三年(808年)安西陷蕃.     

土司“所属司”类型、生成路径及特点研究

土司“所属司”即大土司领下的朝廷官授土司之省称，大别为宣慰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类下土司，以及土府、土州、土县类下土司。两类“所属司”与朝廷关系言，属中央王朝政区合法基层官员，朝廷要授予印信、号纸、官服，职位准许承袭。与被统辖的大土司关系言，为其属官，接受其派遣和命令。“所属司”生成路径有王朝更替归附者，有政区管理划隶者，有招抚他族、征战有功者。“所属司”设置，巩固了土司的国家认同，对于探讨历史时期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智慧，铸牢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积极意义。     

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

学术界一直将唐朝登州、莱州、密州 (现在皆属山东省 )等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和“新罗院”、“新罗馆”以及高句丽人、百济人等都纳入到新罗侨民的范围来考察 ,这一观点很值得商榷。从现有资料看 ,唐代山东沿海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形成于九世纪初 ,其一在于李正己祖孙三代在承袭淄青镇节度使之时大肆掠卖新罗人口到唐朝为奴婢 ,使很多新罗人得以进入中国 ;其二由于唐朝在平定淄青镇李氏割据势力后对新罗奴婢所采取的解放政策 ,使很多新罗人在放良后聚居于山东沿海地区 ;其三因为新罗人张保皋在东亚海域的活动 ,加强了唐代新罗人的凝聚力并促进了新罗侨民社区的形成。不过 ,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并不存在治外法权。而从淄青镇割据势力李氏家族的高句丽人背景观察 ,说明朝鲜半岛在三国统一后的一个多世纪里 ,高句丽人和新罗人还没有完全消除他们之间的固有国家意识     

元代市镇管窥

早期的市是交易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到了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与路、府、州、县之类的地方治所以及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由于分封等原因，元代的路、州等地方行政建置发生了一些重要而复杂的变化，此姑不论。本文拟从社会经济角度，即将市镇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分布及基本面貌作一些初步探讨。元代市镇状况与官营手工业局院的广泛分布、商业的发展及水陆交通的空前发达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代的市镇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在市镇发展…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考论

宋词名篇《江城子·密州出猎》的典故使用问题向来是学者争议热点,考苏轼任职密州前后仕宦背景及其相关诗文可知,本词用汉代冯唐之典自比魏尚无疑。该词抒情性质,亦非表现作者安边之志,而是表达他期待重获朝廷信任,走出政治逆境之情怀。     

晚唐五代李茂贞割据地域考述

晚唐五代之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以凤翔镇为基础走上割据,建立偏霸政权,割据地域包括关内道大部、陇右道东部、山南道大部、剑南道一部,势力波及四道十五镇四十余州,在北方与梁、晋两大势力集团成三足鼎立之势,是晚唐五代时期重要的地缘政治势力。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蒙古兴起前的乃蛮王国

十世纪初,契丹(947年改称辽)兴起,开始西向发展。由于840年回鹘汗国灭亡后漠北没有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居住在漠北的仅是总称为“阻卜”,然而却互不统属的部落,因而,契丹得以很快使这些漠北部族归属自己,但辽代初年“阻卜”部落仅是表示臣属,并没有真正处于契丹的有效管辖之下。从景宗保宁三年(971年)任命第一任西北路招讨使起,辽朝极力加强对漠北各部的统治。直到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镇州、防州、维州三州建成后,辽“开境数千里”(《辽史·萧韩家奴传》),对漠北的统治大大巩固。 除了镇抚漠北各部的活动外,辽朝似乎也曾有更往西发展的企图。穆斯林史料中记载到:1024年,契丹和回鹘使者来到加兹尼朝廷,希望在其与喀喇汗王朝的斗争中得到加兹尼王朝的支持。     

宁夏境内明代万里长城遗迹

公元一三六八年,朱元璋推翻元朝政权,统一全国。一部分蒙古人留在中原,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入漠北,与原居在蒙古草原上的游牧部落一起,继续与明朝廷进行对抗。明王朝自建国之初,就参酌历代兵制,创立了卫所制度,并且在西北边防大力经营长城。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游牧于北方的鞑靼、瓦刺等蒙古部落相继兴起,侵扰边境,杀掠人畜,对北方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破坏。明王朝为加强北部边防,不仅加紧了长城的修筑步伐,还沿着边防线,先后设立九镇,号称九边,派驻重兵进行守御。明代的沿边九镇,宁夏有其二,即宁夏镇与固原镇(又称陕西镇)。由此可见,明朝时期的宁夏,在西北边防中的军事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明弘治以后,蒙古火筛、小王子等部落入据河套,西北边防更加紧要,明朝廷派出重臣,总制榆林(又称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事,总制府驻节固原。     

谈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艺术特色

杜甫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于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的正月。作者时年52岁。杜甫在“安史之乱”后,他到处逃难流亡。这首诗就是他流寓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时写的。当时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情况,据《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大概是这样:公元762年,(宝应元年)四月,唐代宗就位,诏令自己的长子李适作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帅。统帅各节度使和回纥的援军进讨史朝义(史思明的儿子)。十月在洛阳北部大败史朝义,歼敌八万人。史朝义溃逃,官军收复了东部洛阳。这时官军乘胜追击,一口气收复了河南河北的十个州,公元763年(广德元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他的几个主要将领如:田承嗣、李怀仙等全部投降,并献出幽州和魏州。到此为止,史朝义所占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