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对二者讽刺艺术不同的内涵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直指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围城》则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将道德判断延期《。儒林外史》的讽刺采用客观呈现的叙事方法,而《围城》的讽刺则采用主观说明的叙事方法。     

《围城》与《儒林外史》审美品格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两部讽刺小说都自觉接续了小说喜剧性的传统,同时未忘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形成了悲喜剧交融的审美品格。但在构成小说喜剧性元素的丰富性方面,《围城》显然远远超过了《儒林外史》,在讽刺之外,充分运用了滑稽、幽默、机智等多种喜剧元素,增强了作品的喜剧效果。     

论《围城》的陌生化效果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韵味无穷的文字,并创造性地与西洋文字相结合,成就了《围城》出色的语言艺术。作品中语言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手法——"陌生化",不仅是语言,更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始终。本文试图从作家主体意识层次、话语意识层次的陌生化对小说进行分析,更深层次地领略《围城》的深刻意蕴。     

李渔《十二楼》与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之比较

讽刺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本文将两部古代小说：李渔的《十二楼》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作一比较，寻觅其间的异同。     

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及其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

《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满溢着讽刺意味的小说,作者对于世风日下的现实深怀不满,对于"前后世姻缘"中男女主人公为主的世人身上表现出的种种丑态进行了尖锐的讥讽。与之前的小说不同的是,这种讽刺已经成为了小说的叙事基调。因此,它是一部讽刺手法广泛存在的小说,是《儒林外史》之前非常重要的讽刺小说,应被列入中国讽刺小说之列。     

以思想贯穿结构,以反讽为基调的文人成熟之作——论《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贡献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进步,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纯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调动夸张、对比、反差和悲喜剧杂糅与突转的讽刺手法,达到反讽艺术的巅峰;第三,创造以思想贯穿结构的连环短篇形式,创新了小说结构方式。从其独特的艺术贡献来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是同时代产生的两部辉耀文坛、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儒林外史》新议

《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它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富贵功名"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复古"倾向的理想主义者,遭遇"一代文人有厄"的时局,所以小说更多对"风尘恶俗"的讽刺与批判。《儒林外史》不仅为明清二代的"儒林"写照,而且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写心。它是我国第一部深入探讨知识分子命运及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思想家的小说,它"足称讽刺之书",是我国社会小说的开山之作。     

从讽刺艺术上看《围城》对《儒林外史》的继承与发展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于一九八○年再版后,引起了知识界的轰动。敏泽称之为“讽刺艺术的杰作”,李健吾誉之为“新《儒林外史》”。“的确,以讽刺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阶层为着眼点的优秀长篇小说《围城》,作者以其超众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用富有哲理而又轻松幽默的语言,以高度的智慧和素养,描绘出那些知识分子的愚妄和自私,庸俗和无耻,绘出了一幅新儒林的群丑图,令人联想到我国古代著名的讽世小说《儒林外史》。难怪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推崇“《围城》是中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异曲同工——《小世界》与《围城》比较之我见

《小世界》和《围城》都属于学者型小说。本文试从意义的虚无、讽刺手法的运用、现代与后现代的分野三个角度比较分析这两部作品。《小世界》与《围城》都描述了现实的荒诞,意义的虚无,但却有着其不同之处;戴维·洛奇以其幽默轻快的文风而著名,钱钟书更因他绝妙的讽刺比喻而妙笔生花,两人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可谓不分伯仲;两部作品分别有着现代和后现代写作特征。由此得出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城之恋”结构模式的多向度展开——《边城》、《倾城之恋》、《围城》的对读分析

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三部以"城"命名的著名小说,"城"既是实体和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隐喻和象征的载体。通过对这三部小说的对读分析,可以发现"城之恋"的结构模式在这三部小说中,既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又呈现出多向度的展开,彰显出来三位作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由此引发的现代性困惑,同时可以发现三位作家在文化选择和艺术运思方式上的歧异。     

《围城》与《普宁》的艺术手法比较

本文着重探讨了钱钟书的《围城》与纳博科夫的《普宁》在艺术手法，主要是结构上的异同，从而说明了艺术家通过严谨的结构来深化小说的主题，而高超的艺术手法又将深深地影响小说的艺术层次。     

钱钟书长篇小说《围城》浅论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佳作。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使之在国外评论界享有盛誉,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它的成绩是多方而的,本文仪就其心理刻划,作一粗浅探讨。一《围城》素有“新儒林外史”之称。     

新见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考论

浙江图书馆藏有孤本文献童叶庚《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一部，诸多《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失收，亦未见其它论著征引。是集作于清光绪十九年，所评版本为《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是现存部头最大的《儒林外史》评点。作为晚出的评点，《增补儒林外史眉评》却没有朴学重考据的痕迹，而是集中在对小说情节人物的评骘和写作技法的鉴赏上。童叶庚对作者的写作意图和褒贬倾向把握得比较精准，对人物的评价颇为公允，对小说情节和艺术特性的辨析更为细致，且有不少独到见解。《增补儒林外史眉评》丰富了《儒林外史》评点研究材料，对深入理解和把握小说亦有裨益。     

试析《围城》的讽刺性比喻

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作品的基调是讽刺,其语言处处显露出讽刺的机锋。特别是小说中的数百个比喻,其中不乏讥讽时政腐败、嘲弄社会丑恶的凌霜利剑。拙文仅就这种讽刺性比喻的构成及其表达特点,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     

试论《围城》的审丑艺术形式

钱钟书在《围城》中运用讽刺幽默的艺术形式、比喻的修辞手法以及"画外音"般议论的表达方式,使《围城》中的丑在艺术中产生了强烈的美感,从而完成了对丑恶的审视和批判。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讽刺艺术之比较

《范进中举》和《两班传》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成为中韩两园讽刺文学的典范。两部小说都选用富有典型意义的真实材料，将讽刺的锋芒直指社会弊端，只是前者指向腐朽的科举制度，后者指向行将崩溃的两班制度；两部小说都精心描写讽刺人物的言行，展示其言论与行动的尖锐矛盾，从而获得讽刺效果，一是悲由喜来，一是喜由丑生；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善于把自己的情感隐匿在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中，关敬梓力求隐去自己的声音，而朴趾源有时夹叙夹议；两部小说语言精炼、幽默，但前者较后者更具通俗性、更富生活气息。     

《儒林外史》的讽刺标准简论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的讽刺小说,其讽刺艺术标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作家正确感受生活、评价生活的内在认识———情感尺度;二是作家把生活真实和这种内在认识———情感尺度展示出来的表现尺度。正是二者的统一,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秉持公心,指谪时弊”,而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杰作。     

《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种种

《儒林外史》是一部批判现实的小说,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类。但它的批判,不是细致地解剖社会病症,而是漫画式的突出某些变态畸形,让人们从那些变态畸形中看出社会病症。因此,它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主要是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同时旁及社会其它阶层。它的锋芒所向,不仅是那些坏透顶的人物,也包括那些人品庸劣的中间人物以及思想陈腐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