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是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对此缺乏规范,因而成为立法中的一个空白.尽管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做了补充,但是司法实践还是比较混乱.文章为配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对其中的"外国法的查明和解释"的条文做了具体设计,并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外国法的查明方法、无法查明外国法时的救济以及外国法的解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详细的论证.     

"定性"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对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准确定性是正确适用冲突规范的前提,但我国现行立法并未就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文章采条文设计的形式,从立法、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定性及其依据进行了充分、深入的阐述,并认为,涉外民商事关系的定性依法院地法,法院地法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或法律概念的,定性依与该涉外民商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外国法.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立法完善

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涉外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多。伴随这一发展趋势 ,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逐渐成为国际私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我国还尚未建立有关确定涉外产品责任的专门法律制度 ,而是笼统地采用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做法使原本复杂的法律问题变得过于简单化。文章是在对传统法律制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确定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在这一领域内的立法完善 ,以促进我国涉外产品责任专门法律制度的尽快建立。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以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消解为视角

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源于法律固有的缺陷或漏洞.我国司法性立法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也不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以统一解释的形式适用于所有法院的所有同类案件.在我国法制不健全、行政权主导、行政性限制竞争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时期,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得到彰显.<合同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两个司法解释条款,即揭示或说明了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制中应有的立法功能,及其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消解作用.     

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

●本期视点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之立法研究 (上 )编者按 :2 0 0 2年 1 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31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第九编是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目前 ,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研究和探讨已经成为我国国际私法学界的热点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 2 0 0 3年 9月和 2 0 0 4年 1 1月召开的两次年会上就把这个问题作为讨论的主要议题。本刊特委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黄进教授组织该所师生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的立法进行专门研究…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     

"适用范围"的条文设计与论证

凡立法必有其适用范围,草拟中的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不例外.文章从立法的角度,以条文设计的形式,深入阐述了我国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适用范围的理论与实践,具体设计了该法规范的对象及适用的空间范围.     

立法法修改与完善的几个问题

经过三十余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国家的立法制度也在逐步完善之中。全国人大2015年通过的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立法制度。但是,无论是修改前的立法法,还是新通过的修正案,都未能解决立法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及与地方组织法等的协调问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各地通过地方立法而展开的法律竞争,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因此,完善宪法,为地方立法权提供宪法依据,妥善处理立法法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存在的不一致现象,是立法法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国票据冲突规范研究

本文结合域外关于涉外票据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学说,评述了我国<票据法>关于票据冲突规范的规定,认为现行立法既具有先进性乃至独创性,又有显属不当之处.     

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的法律地位

几年来,我国涉外经济立法工作已初具规模。外国人来中国投资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有了规定。但由于各项立法比较分散,法规的编纂和宣传跟不上形势,因此有些外商认为我国法制不够完备,担心他们的投资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本文针对这个情况,根据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避免双重税协定、外汇管理法规、工业产权法、涉外税法及其他涉外行政管理法规等七个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系统地阐明外国人在中国投资的法律地位,具体说明他们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使外商对我国的涉外经济法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消除顾虑,鼓励他们的投资积极性。     

加入WTO与我国企业立法的改造

加入WTO要求我国法律法规与WTO规则衔接。我国企业立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与WTO规则存在较大差距的一个部分。WTO要求我国内外资企业立法一体化 ,内资企业立法平等化 ,企业立法模式统一化、内容系统化。改造我国企业立法要确立非法人企业的民事主体资格 ;要突破传统公司理论的局限 ,允许无限公司和一人公司存在 ,使公司组织形式多样化 ;要统一企业立法模式 ,即企业皆以不同的公司形式出现 ,制定统一的公司法 ,对其进行规范调整。     

论我国证据法的立法模式

英美国家独立制定证据法 ,而大陆法国家将证据法融入诉讼法或者实体法中。笔者认为证据立法模式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立法技术、与诉讼法的协调、证据法的实际功能以及法律传统的承继与法律移植的接受等诸多因素。为此在我国现有诉讼法的框架内补充完善证据法规范 ,即通过修改诉讼法一并完善证据立法应当是最佳的选择路径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实证分析

在详尽地考察我国变通立法的实际需求状况、变通立法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民族分布、立法的主体、表现形式、修订与废止等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变通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展变通立法专项检查,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制定程序条例》,拓展变通立法内容,重视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及时修订变通立法等对策建议,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Ancient China＇s Legal Tradition and Legal Thought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经过4000多年的发展而从未中断。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法律传统,比如重农主义的法律传统、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重伦常的伦理法传统、多元一体的民族法传统、德礼为本的儒家化的法律传统,等等。这些法律传统是以深厚的法文化的积淀为基础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力。同时也受到中国固有国情的影响——农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多民族的国家结构、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状态等,也都给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慈善概念的移植何以未完成:一个政策过程的分析

寻求法律移植与习俗的有机统一无疑是中国法律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问题。由于缺乏微观政策过程的分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本文从法律现代化和法律多元主义的理论视角出发,以《慈善法》中“慈善”概念的形成为例,探讨了法律移植与习俗如何通过立法体制影响法律的形成。研究发现,习俗通过回应性立法的制度安排以及立法者的双重身份被纳入到决策中。法律移植的慈善概念则通过法律专家与立法者的深度互动产生作用。然而,立法过程中提案与审议的分离以及政治官僚制的决策模式使得形式理性法律的建构面临双重消解。因此,促进立法体制的优化才能实现立法中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效融合。     

菲律宾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诉求”的因由演变

从"国家安全"到"国家主权",从一般国际法原则到国际海洋法制度,综观菲律宾政府对南沙群岛主权主张的演变,其所提出的"证据"与"理由"均属其历史发展及民族主义情绪下行政或立法的产物。随着国际政治现实变化及国际法发展,菲律宾政府的法律主张从单方面依据国内主张或立法,逐步转变为寻求国际法支持,并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制度靠近。未来随着国际法发展、菲律宾国内行政实践以及立法的变化,仍有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