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郑思肖的著作与生平

公元十三世纪后半叶,偏安一隅的南宋不断地遭受北方元蒙军的侵略,国内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这时,产生了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汉族爱国诗人.其中,福建籍诗人兼画家郑思肖就是一位佼佼者.在研究他的著作与生平时,首先要谈到他的诗文集《心史》,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一)说《心史》为伪托的"理由"关于《心史》的真伪,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虽有言其伪者,但并不曾提出什么象     

“物华似有平生旧,不待招呼尽入诗”——论陆游的咏物诗

中国的咏物诗发展到了唐宋时代,达到了高度的繁荣。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那些蜚声文坛的明星巨擘,都争相制作大量的咏物诗。陆游就是其中的一位。他酷爱自然,善赏风物,又喜讽咏,其咏物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题材之广.手法之富,在唐宋诗人中都名列前茅。“吾诗满笑笥,最多夜雨篇。”“意谓夺造化,百世莫比肩”。(《秋日杂咏》,《放翁诗稿》卷四十七。下同,只注明卷数)他自己也是很满意的。钟惺《唐诗归》曾评杜甫咏物诗:“有赞羡者、有悲悯者、有痛惜者、有怀思者、有慰藉者.有嗔怪者、有嘲笑者、有赏玩     

关于郑思肖的生日及其他

郑思肖是我国宋元之际著名的爱国诗人兼画家。关于他的生卒年,曾有过各种说法。据其传世《心史》所记,当是生于1241年。《辞海》郑氏条既根据《心史》认定郑氏生卒年为1241～1318,但又说《心史》“或疑为后人伪托”,显得自相矛盾。其实《心史》绝无可疑,其关于郑氏的生年即是一例证。元、明人有关郑氏的记载中,曾提及他著有《太极祭炼》一书,数百年来人们一直以为此书已佚,但我于明正统刻《道藏》中发现收有此书。以此书序跋诸文与《心史》对读,益知《心史》非伪。此书作者自     

用心若镜:论庄子体道的镜子思想

庄子的理想人格与理想国分别是至德之人与至德之世,其实现前提是内心达到无欲望撄扰的虚静状态.以虚静之心观物,和镜子成像一样:镜子成像的前提是“虚”、“静”,只将外物毫无偏私地呈现;体道者用心若镜,使自己的精神达到一种虚空澄明,纯净旷达的状态,排除思想中的杂念和欲望,对外物不进行价值判断,因此万物众生平等,人与世界和谐相处.     

“爬翁”和“心翁”

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九日致周作人信中提到一位“爬翁”;同年七月四日致钱玄同信中,上款称“心翁”。“爬翁”即“心翁”,即钱玄同。钱玄同,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后改名玄同。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一九○八年在东京曾和鲁迅等人同听章太炎讲文字学。回国后先后任浙江教育司科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五四”时期为《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之一,和鲁迅有相当密切的交往。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诚斋放翁诗品人品谈

南宋诗坛有尤、杨、范、陆四大家之称,而影响最广、成就最大的则是杨(万里)和陆(游)。他们两家被看作是南宋一代的诗界巨擘。刘克庄甚而将杨陆与唐之李杜作了比附:“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仿佛双峰并峙,两水分流。他有一首《病起》的诗称:“诚叟放翁几日死,著鞭万一诗肩随”,表示了他——也可以说代表南宋一代诗人——对杨陆两家的崇拜。这是定论,自可无疑。     

爱国主义的强音——读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

爱国诗人丘逢甲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一直得到人们的推重。黄遵宪曾致书梁启超论丘诗云:“此君诗真天下健者。渠自复曰:‘二十世纪中,必有刻黄、丘合稿者。’又曰:‘十年之后,与君代兴。’论其才调,可达此境,应不诬也。”①而梁启超对丘诗也很为推崇,说:“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之深邃闳远也。若以诗人之诗论,则丘仓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得不谓诗界革命一巨子耶?”②梁氏虽然推评为“天下健者”,“诗界革命一巨子”,但他把丘诗看作“诗人之诗”,却只是抓到了一个方     

热爱乡土的歌——读肖川的塞上诗

八○年前后,当“朦胧诗”与“新的美学原则”在我国诗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从而把“新诗向何处去?”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尖锐摆在每一个诗作者面前,并使不少人陷入仿徨和疑惑的时候,我区青年诗人肖川,却把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宁夏这块作为他的“第二故乡”,既有长河大漠之壮,又有江南风采之秀的土地。他写道:“今     

古代诗词的“境界”浅说

宋代诗人梅圣俞说过:“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引自欧阳修《六一诗话》)意思是说,诗词是作者心有所感写出来的,其所感如何,读者只能去体会它,很难具体指出来加以说明。这近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当然,也并非绝对不能“言传”,只是说不那么容易吧了。关于境界的问题,正有这种情况。什么是“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主。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连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境界,故能写真景物与真感情者,谓乏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说得颇有道理。王国维用他的境界说来品评某些诗词时,往     

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王渔洋“神韵说”初探

<正> 王渔洋是清初著名的诗人兼诗歌理论家。他不仅以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被尊为“清代第一诗人”;而且他所倡导的“神韵说”诗论,也曾影响清代诗坛近百年之久。从“神韵说”的主要内容看,它上承宋严羽的“妙悟说”,下启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表现出渔洋对诗歌内在特征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其中不乏对诗歌艺术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创作思维状态和艺术灵感的论述,更是达到了前人诗论中从未达到的高度。但是,由于渔洋的艺术见解远远超出于同时代一般诗人之上,而当时的诗人对“神韵说”又缺少真正领会,所以毁之者只是攻其皮毛;而誉之者的诠释也不是失之简单、片面,就是大而无当。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后,我们对“神韵说”这份文学遗产也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三十多年来专门探讨“神韵说”的文章几乎绝无仅有,而在一些文学史著作或是在论述其它问题     

台湾诗人丘逢甲的爱国诗

“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历来优秀的诗作,总是志思蓄愤,震荡心灵的。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特别是他的许多爱国诗篇,感情强烈,动人肺腑,达到了“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境界。例如:     

“衲子”未得衲子心欲矫“浮艳”落“苦”“僻”——贾岛入出佛门的尘俗遭际及其诗风的成型

中国文学史上,唐代诗人贾岛似未悬疑什么公案:衲子出身、壮岁还俗、屡试不第、“举场十恶”、贫困终生;诗歌创作以“苦吟”名世,“推敲”锻炼痴撞韩愈“节仗”,诗风可以“苦”、“僻”、“清”、“瘦”涵盖之。然而,其诗风成型的佛因俗缘,惜少揭示。在社会生活中,他得韩愈“怜惜”返还尘俗后“日日攻诗”、“年年名场”却终身不第,困顿潦倒又被讥“衲气终身不除”,究其根本,贾岛乃典型的“初心”未宁———“衲子”未得衲子之心,这是贾岛诗风形成的外缘。“诗的原因”则由于诗人欲矫“浮艳”诗风、时风的大愿和艺术实践所造成。欲“矫”之,则必示范之,诗人只能诉诸“苦吟”,渐次形成了以“苦涩”为核心,逐而蔓延开来的“险僻”、“清奇”、“淡瘦”之个体风格。     

郁达夫与郑伯奇

郁达夫长期被文艺界视为“神秘”人物,尤其是对他的创作,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赞誉者说“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象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而诋毁者则说他的作品“秽恶悖乱,无以复加,可谓集‘卖淫文学’之大成……”,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有了突飞猛进     

戊戌变法中的几个问题

翁同和不是维新派作为光绪的老师,历任清政府户部侍郎,都察院御史,刑、工、户等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的翁同和,由于光绪下诏变法,西太后为了孤立和打击光绪,变法后四天就迫令光绪将翁同和“开缺回籍”。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又将翁同和加重“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翁同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陷入类似的悲剧,这就使人们误认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     

崇祯末《心史》刊刻经过及序跋者考

《心史》是一部真正的奇书。宋元之际著名诗人、画家郑思肖用一腔热血写成后,埋藏井底三百五十多年才重现于世。自刊行至今,又已过了三百五十多年,期间总有人把它说成是一部伪书,但提出的“证据”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关于这些,不少研究者（包括本人）已写过多篇文章辨驳过。本文主要考证《心史》最初两种版本的刊刻过程及其关系,和这些刊本的二十几位序跋者的情况。 考证这些,为了理清版本源流和查清有关者身份,此外还有什么意义呢?一是可以进一步证明《心史》绝非伪造。二是可以进一步确认这些序跋本身的重要价值。著名晚明史专家谢国桢曾说:“《心史》     

苏轼的“虚”“静”“明”观——论庄子的“心斋”思想对苏轼后期思想的影响

对于士大夫来说,庄子哲学中的“心斋”,即“虚”“静”“明”观念,无疑是极富于吸引力的。苏轼对庄学的吸收,莫过于对“心斋”的心领神会了。 “心斋”,据《庄子·人间世》的解释:“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心斋是虚,即指人的精神主体必须摆脱一切欲念,从而     

撄动“性解思惟”——初版《域外小说集》的文体意图

初版《域外小说集》古奥朴讷文体一直遭误解或批评，整部译作主导者和主旨追求也一直有争论。其实，该文体密切配合16篇作品主题，高度呼应鲁迅留日后期论文思想。鲁迅希望借文体抵抗来表征原作(者)的批判和反抗精神，而且以古文之先秦、朴野、古奥、讷涩等特征，撄动国人爱国、反封建、反平庸、反资本主义改良之“性解思惟”。整部小说集寄寓青年鲁迅立“性解”的追求，这是他“立人”思想在应对清末民族危机时的特殊表现。在初版系统工程中，周作人虽有贡献，但属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