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论关汉卿杂剧的喜剧性及其表现

关汉卿现存世的十八个杂剧作品之中有许多包含喜剧性。关汉卿通过塑造喜剧性人物,喜剧冲突来推动戏剧 情节发展。而喜剧性的存在以矛盾冲突为基础,他巧妙地运用喜剧性情节塑造手法制造矛盾冲突,从而间接的反映和揭示社 会矛盾。因此其杂剧中的喜剧性在其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城市文化与杨绛的喜剧创作

20世纪 4 0年代的上海是一座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兼容中西文化的东方大都会。这期间 ,杨绛居住在这座城市中 ,创作了她仅有的两则喜剧 (《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具有的喜剧性影响了杨绛喜剧的创作风格 ,这座城市不彻底的现代性和“上海人”不彻底的“市民”身份决定了杨绛喜剧在题材、人物和喜剧结构上的特色。在上海城市文化影响了杨绛的喜剧创作的同时 ,杨绛也在她的创作中积极地消弥其中的冲突和裂痕。这种互动的创作使得杨绛的喜剧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风俗喜剧创作中的巅峰之作     

“嘲弄不可回敬”──论王文显的喜剧《委曲求全》

王文显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之一，本文从结构艺术、喜剧情境、喜剧人物、喜剧技巧、喜剧语言诸方面较深入地论述了他的代表作三幕世态喜剧《委曲求全》的艺术成就。认为该剧代表了对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多幕剧创作的最高水平，堪称现代喜剧精品，艺术上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论王蒙小说对西方黑色幽默手法的借鉴

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作家王蒙引进、借鉴并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黑色幽默。他以黑色幽默为创作手法,把黑色的喜剧性和浓缩的荒诞性相结合,将包含尖锐冲突的不协调因素发展为一种浓缩而强烈的荒诞手法,使幽默和讽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勾摄了中国新时期的社会生活。     

试谈《红楼梦》的误会描写

误会描写是文学作品中一种常用的艺术手法。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成功地描写了众多人物的误会。用这种手法表现儿女痴情,写得柔肠百转。喜剧性的误会写得谐趣横生,令人解颐开怀;悲剧性的误会写得凄恻悲怆,催人泪下,显示出高超的艺术功力。清代有人认为:“《红楼梦》之     

跨文化喜剧形象的美学特征对比──—谈福斯塔夫和唐知县

福斯塔夫是英国文坛巨匠莎士比亚笔下（亨利四世）中的主要角色，唐成则是我国传统戏曲片（七品芝麻官）中的主人公。这两个人物都是大家所熟悉的艺术形象，在两个人物身上都有着令人喷饭的艺术效果，但这两个人物身上的喜剧性格所表现出来的美学特征却大相径庭，从而成为中外喜剧艺术中两个风格迎然的喜剧形象。喜剧是一门笑的艺术，但它不等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笑”。笑只是喜剧的一种独特形式和特殊效果。一出喜剧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它的喜剧性，而作品的喜剧性又总是集中体现在人物身上，并通过人物性格所规定的动作、冲突表现出来的…     

谈喜剧人物的虚假性

喜剧表现人物自身的矛盾是多方面的，而其中起着支配和制约作用的乃是喜剧人物形象自身“真”与“假”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不同喜剧人物身上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因而便产生了不同的喜剧性效果；同时，人物与观众之间的不协调或不一致同样也表现为一种“真”与“假”的冲突，这对矛盾关系又构成了喜剧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翻身的哥萨克农民——《新垦地》中的狗鱼（舒卡尔）形象

肖洛霍夫在<新垦地>中成功地塑了一个贫苦哥萨克农民狗鱼老大爷形象,这既是个性格开朗、幽默滑稽、爱吹牛撒谎的喜剧人物,又是个愚昧落后、胆小懦弱、言行与现实常有冲突的悲剧人物--是融合了悲喜两种因素的复杂形象,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一种特殊典型.作家的幽默艺术风格和悲喜结合的特殊典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试论老舍的《龙须沟》

老舍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建国以后,老舍除去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外,一直勤奋地坚持创作。仅以剧本而论,就有二十多个。话剧《龙须沟》是他建国初期的代表作,也是这一时期我国当代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龙须沟》创作难度很大,因此。这个剧本所取得的成功艺术经验,尤其具有借鉴意义。本文试就《龙须沟》的创作旨意、冲突设置、人物塑造等方面,谈点粗浅看法。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农裔城籍”对路遥创作的影响

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对路遥的心理世界及其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沉深入髓的。路遥以自己“农裔城籍”这一身份特征为原型,塑造了诸多城乡交叉地带的“两栖型”艺术形象,路遥在城乡交叉道路上的苦恼与探求展现了其追求城乡和谐的心路历程,《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平凡的世界》是路瑶文化心理的表现,也是其矛盾文化人格的集中反映。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

郁达夫<沉沦>的创作源泉是:(1)日本浪漫主义作家佐藤春夫对郁达夫早期文学观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2)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对郁达夫的<沉沦>在文学创作方法上产生了影响;(3)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留日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4)郁达夫在精神与物质上的失衡使他产生了创作上的冲动.     

浮华背后的哀叹——李煜其人其词之扞格与融通

文章联系李煜的经历,把其作品分为三个时期,并作概括式的论述,以经历为主线,以作品为印证挖掘李煜的内心矛盾,揭示其内在的人格心理变化。李煜华美的词章与其亡国之君的身份在读者的接受心理上产生了冲突,李煜作品是其人生的经历和感悟,所以读者阅读其作品时应联系其人生经历,以平静之心去读那些凄美词篇所流露出的浮华背后的哀叹。     

曹雪芹、脂砚斋关系探微

脂本、脂评是新红学的命根。胡适将脂砚斋与《红楼梦》作者画等号,周汝昌指为曹雪芹的续弦妻,书中的史湘云。根据脂评深入探考芹、脂关系,应该指出脂砚对《红楼梦》不甚了了,是非好恶亦不同于曹雪芹;他干扰雪芹的创作并窜改《红楼梦》原稿;在评本中故意隐去原作者,凸显自己,企图将自己定位为“红楼梦的主人”。本文反对佞脂,但也反对妖魔化、虚无化脂砚斋。脂砚欣赏曹雪芹,供养他写小说,并保存《红楼梦》大部分原稿,在红学史上应有其地位。     

和谐的追忆与哀挽——于雷“关东女系列三部曲”的审美意蕴解读

作为延边作家中独具个性的于雷，用他充满浓郁东北山区风情的笔触，洋洋洒洒地创作的三部系列小说,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追忆，对现代经济产物的批判，对善良和纯真的哀挽，从而向人们展示了延边地域文学创作的实力。     

追寻美的幻影——施蛰存作品女性形象的原型解读

本文以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对施蛰存小说创作进行了整体观照和微观探求,重新解读了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描写的原型意蕴,并从作家的身世、性格及所受到的文化教育中解释了文化传承对于作家创作的深层影响.     

李煜新论

南唐后主李煜是个文学奇才。他不善治国,却精于治词。李煜在治国上、政治上是个失败者。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但在政治方面对李煜的评价也应该中肯,特别是对李煜生活奢侈程度和为人的评价上,应该结合当时南唐的经济基础进行评述。在词作方面,季煜的词具有卓越的艺术特色。他的词作具有“真性情”、“真境界”,因此深得后人喜爱,对后人影响较大,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     

郁达夫纪游散文中的美学特征

郁达夫的游记作品充满着艺术的气韵,作者以小说家的想像力、画家的洞察力、诗人的表现力抒写着自然之美。在各具特色的山水描摹中,作者常常把热爱自然,热爱生活,或憎、或怨、或喜、或悲的真挚感情,倾注到自己所描写的景物上去,化景语为情语,使自然景物具有了生气,从而也加重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在对大自然美的创造中,又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美的个性。     

宋人对韩愈“气盛言宜”理论的接受

＂气盛言宜＂是韩愈提出的重要文学理论,它与＂不平则鸣＂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对于韩愈的＂不平则鸣＂理论来说,＂气盛言宜＂更侧重于散文方面。韩愈在粱肃文气观的基础上提出＂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观点,在＂气＂与＂言＂的关系及如何养气等方面多有开拓,从而影响甚大。在＂气盛言宜＂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宋人的理解与接受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胡瑗到李涂,不管是文学家还是理学家,在接受韩愈这一理论时都各有特色。宋人的接受亦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