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出土《法华经》古藏译本的初步研究报告(二)

经考察与藏译《法华经》相关的藏族史料文献,初步可认为藏译《法华经》最初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但现存的《甘珠尔》题记上写“由益希德(智军)翻译”。探析“厘定译语”及核对史料初步认为,和田出土《法华经》是814年以前的译本,可能是由吞弥·桑布扎翻译的,敦煌和《甘珠尔》中的记载初步认为是益希德厘定译语后的写本。对和田出土《法华经》上“三个写经生的署名”研究发现,这部和田出土的《法华经》是吐蕃时期的高层人物抄写的。     

《天马图》

“天马”也称“禄马”。有史以来蒙古族就祭祀《天马图》。因为蒙古人的生产、生活、交通、征战等都离不开马。马,成为蒙古人最诚挚的朋友。故称蒙古人为“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蒙古人把马视为吉祥物。     

西藏与尼泊尔的早期关系(七——八世纪)

尼泊尔王国位于西藏的西南。在古代,西藏人称其为拍隅或洛拍.敦煌文献吐蕃史料记载:“猴年,赞普(吐蕃国王)夏季居住在拍波(尼泊尔)。”在洛钦·汤拉的记载中:“我们在洛拍(南部尼泊尔)是胜利者”。尼泊尔称西藏为蕃。在公元695年尼泊尔所颁布的古代历史文件中,称西藏为蕃、卫斯提。当时这一文件明白无误地宣称,吐蕃占领着波和达这两个地方。     

《吐蕃传》地名考释(二)

九松州《旧唐书·吐蕃传》“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即松赞干布)始遣使朝贡。……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顿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按吐蕃产金无帛。按藏人自己的史书与《新唐书》当作“金甲”。)云来迎公主。”“松州”是今松潘县治,毫无问题。传云“顿于松州西境”未确指何地。按藏人传说,是顿兵于阿坝     

略论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

杨琏真加和杨暗普父子,是元代佛教界显赫一时的人物。杨琏真加的活动,尤为人们所注目。本文拟对其父子生平活动略加考述,不当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杨琏真加,琏又作辇,加又作伽、佳,都是一音异译。在元代文献中,他被称为“西僧”、“番僧”或“胡僧”,他的族属因而也就引起人们的讨论。福兰克教授(HerbentFranke)在《元代吐蕃人》(《Ti befans in Yuan China》,《China under Mongolrule》Pp.296—328,1981)一文中说:“杨氏为吐蕃人抑或唐兀人,仍是不很清楚的问     

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結的好戏——越剧《文成公主》观后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之間,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即今西藏)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很有意义的故事。这段汉藏两族血肉相連的美好姻緣,和与这婚姻有关的文化交流的深远巨大和影响,都神話般地記載在西藏书籍上。桑布扎所著的“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記”和“西藏政教史”的文成公主篇,描述的松贊干布请婚的前前后后,和文成公主的丰盛的嫁妆等等,都比唐書吐蕃传详尽得多。“文成公主”是藏戏中的傳統剧目之一,西藏的民歌中     

《格萨尔》“抑佛扬本”论者之根据分析

为了澄清问题,有必要对“抑佛扬本”论者提出的一些所谓“根据”予以分析。第一,所谓血祭和牲祭问题、论者认为吐蕃王国赞普与臣下会盟时就举行牲祭,包括人祭,这是本教的仪式,史诗采用了这种仪式,乃是“本教”祭仪的遗迹。对此,可以分作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所谓牲祭,即血肉祭,藏语作dmar mchod。众所周知,这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遗俗。吐蕃王朝中期,以象雄为中心的本教文化和以拉萨为中心的     

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考辨——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为中心

“达延”或“坌达延”与附蕃的“吐谷浑王”是否出自同一世系，学术界迄今尚存争论，分别有“吐谷浑王族说”“达布王族说”“澎之达域说”等。文章以敦煌本《吐蕃大事纪年》《吐谷浑(阿柴)纪年》为主要线索，结合两唐书《吐蕃传》《弟吴宗教源流》《贤者喜宴》等汉藏文献重新做了梳理，提出了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的四点证据：第一，达布与吐蕃王族的甥舅关系源远流长，远比吐蕃与吐谷浑结成甥舅关系早了许多；第二，两者的活动轨迹没有交叉且不重复，特别是688、689年两个吐蕃公主分别与达布王族和吐谷浑小王结亲，所生之子成年后又于同一年(706)分别登上政治舞台；第三，在8世纪前20年里，坌达延是《吐蕃大事纪年》中除赞普之外的第一主角，而同一时期同一文献内吐谷浑小王一次未见，角色的重要性判然有别；第四，8世纪初达布王的领地被整合进了吐蕃王朝之后，再不见达延世系的活动，而附蕃的吐谷浑小王一直到10世纪左右尚见于敦煌文献。总之，从两者在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差异，族源与名号的不同，双方与吐蕃王族联姻的先后，在吐蕃政事中角色的区别，以及小王世系长短不一等因素，可以辨明坌达延非吐谷浑小王。     

“神川”考

公元七世纪,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开始向唐的西南域扩张。永隆元年(公元(?)80年)吐蕃军攻破西川安戎城后,唐“断吐蕃通蛮之路”的战略破灭,于是西洱河诸蛮也相继被吐蕃所征服(见《新唐书·南蛮传》和《旧唐书·吐蕃传》)。为了加强和扩大在西洱河地区的势力,吐蕃不惜花大力气在今滇西北中旬县五境乡与维西县塔城乡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起了一座雄伟的铁索桥,史称“吐蕃铁桥力,并在铁桥以西设置吐蕃铁桥节度府。于是唐樊绰的《蛮书》里便有了“神川都督”一词。人们把“神川”与“铁桥”联系起来称“神川铁桥”。于是后人推断:“神川铁桥”架于金沙江上,因而“神川”便是“金沙江”。如《读史方舆纪要》曰:“金沙江源出丽江军民府西北旄牛微     

读王尧新著《吐蕃文化》

最近读到了王尧教授的新著《吐蕃文化》,受益匪浅.该书是作者在长期从事吐蕃文献的语文学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学宏观视角来分析研究吐蕃文化各个方面的一部力作,值得向读者作一推荐。该书共分六章,分别论述了“政治制度”、“伦理纲常”、“本教和原始信仰”、“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与科学”、“生活习俗”等六个问题。内容充实,结构严谨。研读该书后,笔者体会到该书具有鲜明的历史语文学派的特色。     

敦煌文书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研究

敦煌藏文本P.T.127《人姓归属五音经》,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文化精英根据汉文本《宅经》改编而成的一部有关姓氏分类的占卜典籍,使用群体主要为吐蕃移民。《人姓归属五音经》的发现,对于解决归义军时期吐蕃移民曾普遍采用汉族姓氏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包括《人姓归属五音经》在内的P.T.127,是归义军时期敦煌吐蕃移民,在面临因卑户身份导致诸如在地区请占田经济体制中土地耕种权无法保障的困境下,为提升族群社会地位与认同,取得现实生存合法性,对族群文化进行重塑的产物。P.T.127这类看似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本,其实隐喻着吐蕃移民如何利用地方秩序语言,在区域社会中以提升自身地位、建立身份认同的族群历史变迁。因此弥足珍贵,甚堪关注。     

多弥史钩沉

多弥 ,为隋唐时期汉文文献史籍记载的西北民族之一。《新唐书·西域传下》记其为西羌 ,滨犁牛河 (今青海通天河 ) ,“役属吐蕃 ,号难磨 (Nam mo)”。本文据此 ,认为“难磨”即藏文文献中所记之“南”(Nam)国或南部族 ,源于汉代以来西羌中的“卑”等羌 (以上前人均有论述 )。南部族在古藏文文献中往往与吐蕃原始六族中的“董”(sDong)族联系在一起 ,故多弥可还原为“董弥”(sDongmi,即董人之意 )。此名可能为其他族人对其的称呼 ,“南”为吐蕃人对其的称呼。另外 ,吐蕃征服“南国” ,约在唐贞观六年至显庆元年 ( 63 2— 65 6)之间。后为吐蕃“四方面王”之一 (《贤者喜宴》)、与吐蕃赞普通婚和结盟的大家族那囊氏 (sNa nam)应为南部族首领或大家族之一。唐安史之乱后 ,吐蕃曾征调南部至西域一带防戍 ,故 2 0世纪以来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中有“南茹”、“南茹巴”的记载。唐末至五代 ,汉藏文书所记之“南山”、“南波”等 ,其中杂有“南”部族 ,故其所以得名 ,除因其居地在“南山”(今祁连山 )外 ,还有其民族构成中有“南”部族的缘故。     

吐蕃大将乞力徐小考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八月,“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帅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事隔二十多年以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吐蕃与唐树栅为界,置守捉使,河西节度使、散骑常侍崔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     

《格萨尔》的哲学思想内涵

吐蕃文明的第一个产儿是《格萨尔》。它的发展纵横了整个藏族的文明,或者说文化思想史。这样博大的场面、这样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这样震撼两大民族(藏族、蒙族)的巨著,我们要用微观的方法去研究它的哲学思想内涵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必须超越史诗的字面意义而深究它的深层结构。本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来把握《格萨尔》的哲学思想。     

《西藏度亡经》的心理学阐释

在进行这项心理学阐释之前 ,我愿意先就这部经典本身说几句话。《西藏度亡经》或者称为《中阴得度》 ,是一部关于死亡和濒死指导的书。像《埃及度亡经》(ＴｈｅＥｇｙｐｔｉａｎ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Ｄｅａｄ)一样 ,《西藏度亡经》也意味着它是对死亡之人在其中阴 (ｂａｒｄｏ)阶段的指导 ,这一阶段被象征性地描述为在死亡和再生之间的四十九天中间阶段。《西藏度亡经》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临终中阴”(ｃｈｉｋｈａｉｂａｒｄｏ) ,描述临终时的心理变化。第二部分叫做“实相中阴”(ｃｈｏｎｙｉｄｂａｒｄｏ) ,涉及死后即刻所产生的…     

“吐蕃一称语源及含义述评——兼论“吐蕃”源于古突厥语说

“吐蕃”,是唐代中原人对当时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古代藏族政权(即通常所说的“吐蕃王朝”)及其属地、属民的称谓。在初唐的汉文史料中,“吐蕃”有时亦作“土蕃”。对“吐蕃”这一名号的语源及其最初的含义,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多次探讨,提出了不少宝贵的见解。本文拟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有关史料,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有代     

也谈“吐蕃”一词的由来

“吐蕃”一词始见于唐,长期以来,“蕃”被认为是(?)的音译字,而且按唐时的古音,应读成 Bo,而不读作 Fan。这种看法似乎已成定论,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细究起来,也还有商榷的余地。新旧唐书中的《吐蕃传》是汉籍中比较早记载吐蓄又被人们常引用的书,所以先抄     

宋代吐蕃风俗述略

史称为吐蕃的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自称为“博”,“藏族”乃是这个民族的汉语称谓.公元6世纪80年代,崛起西于藏高原,公元7世纪时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帝国,并不断向东扩张发展.吐蕃在唐朝时最为强盛,自9世纪中叶以来,渐趋衰弱,政权土崩瓦解.居住在西藏本土的吐蕃各部分裂成为数众多的割据小国,彼此间干戈不已,内战不休,他们同中原王朝完全处于隔绝状态.而位于西藏本土以东的吐蕃部落,则脱离了吐蕃政权的羁绊,更是“族种分散,不相统一”,“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散处于河、湟、江、岷间.“吐蕃本西羌属”,其族种“百有五十种”,因此居住在“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而居住在河西“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且早已吐蕃化.宋代吐蕃就是指这一广大地域的吐蕃部族,即今藏语所说的“安多”(今青海和甘南地区)和“康巴”(今四川甘孜及西藏昌都等地区)藏族.     

"消经"日记《正大光明》与普洱马阿洪

普洱马阿洪,名寿清,中国伊斯兰教陕西学派云南籍著名阿洪。在清朝同治年间参加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用“消经”撰写了一本“随军日记”———《正大光明》,简要记录和回忆了那时回民起义的起因、经过、“受抚”谈判的情况、“善后”的安置、义军的活动、开支账目、作者的感想、回民被左宗棠大肆屠杀以及义军悲壮逃难的历史等。本文以普洱马阿洪一生的历史和陕甘回民起义为轴线,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根据民间调查、口头传述和文本资料,对普洱马阿洪的生平、著述略作介绍,以期引起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吐蕃”即“上蕃”一说质疑

关于“吐蕃”一词的含义,目前史学界说法很多。“吐蕃”即“上蕃”,是其中一种有影响的说法。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吐蕃”源自藏语“Stod—Bod”(上蕃);其根据是,藏语中有“上中下部”(stod bar smad gsum)及“上部下部”(stod smad)的习惯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