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崔述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清乾嘉年间的经学家和史学家。其倾毕生精力所著之《考信录》,梁启超称:“自汉以来古史之云雾拨开什之八九。其考证方法之严密犀利,实不让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引之),可谓豪杰之士。”①胡适甚至断言现代新史学应当以《考信录》为其出发点。②崔述在学术上能取得成就,他的超家派治学解经法,似为原因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超家”,仅是说他能够超越儒学内部的家派。     

简论夏完淳的生平及其作品

在明、清之际的爱国诗人中,夏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要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现、当代所辑有关选本,选录他的诗文的,就我所见,有近四十种之多,一九五八年以后的诸家中国文学史,都论及其人其诗,有的还把他和他的老师陈子龙(一六○八——一六四七)作为明末诗歌的代表人物。但是,这只是相对而言,还远远不能说,他和他的作品已经得到     

赵翼诗论述评

赵翼(1727——1814年)字云松,一字耘松,号瓯北,学者称瓯北先生,江苏阳湖(今常州)人。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殿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后出知广西镇安府;适清廷用兵缅甸,赵氏又赴军赞画军事;终擢贵西兵备道,而以广州谳狱旧案降级,遂乞养不复出。晚年主讲安定书院。他既是诗人,又是史学家。在韩、嘉诗坛上,赵翼与袁子才、蒋心余齐名,号称三大家。钱大昕曾高度赞许赵氏:“夫惟有绝人之才,有过人之趣,有兼人之学,乃能奄有古人之长,而不袭古人之貌;然后可以卓然自成为一家。今于耘松先生见之矣。耘松天才超特,于书无所不窥,而尤好吟咏……有才子之目。”(《瓯北集序》)此评基本符合实际。赵氏     

钱谦益其人其诗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他一生无论在政界还是在文坛,都处于不断的党派斗争的漩涡之中。因而对他的毁誉纷纭,莫衷一是。对其诗歌的评论,也是如此。直到近代,《晚晴簃诗汇》中还说:“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大关键。誉之者日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毁之者曰记丑言博,党同伐异。”解放以来的文学史研究,对钱谦益或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与其在当时诗坛的地位和其诗歌成就,是很不适应的。 (一)     

读船山史论札记

<正> 一船山盛称诸葛孔明的“淡泊”。王介甫(安石)的政术,为其所深恶,而却赞许他的“土木形骸”。他认为浮华之士不足以有为,故于白居易、苏东坡的文酒嬉游,严加斥责,甚至说他们聚集了一批轻薄之士,以乱天下。他极端称许管宁之处乱世,“熙熙和易,因事而导人以善”。曰:道穷于时,不穷于己,     

稼轩词版本简介

<正> 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作词只不过是以词为“陶写之具”来抒爱国忧民之情。他作词“或闲中(?)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故多散逸。他作词有时“挥毫未(?)而客争藏去”,流布海内,传诵极广。关于稼轩词历代的刻本所见不多,第一个将(?)轩词收集成书的是辛弃疾的门人范开。他于淳熙十五年(1188年)编成《稼轩词》,后称稼轩词甲集.至于南宋时稼轩词的其他版本,只能从南宋一些文人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得知一些蛛     

宋玉与白居易文学上的传承关系

宋玉(战国时代,即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其生卒年月不详)白居易(772——846)之间,远隔千载,其相似或相同的创作特征,在两者之间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习前人之范畴,而表现为一种异代同心心理之契合。宋玉和白居易,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他们是同行;均为统治阶级制造思想和幻想的文学家,就其类似之处,存在以下几点,     

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

乌孙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公元前2——1世纪兴起于我国的西北部。其事迹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及后《汉书·西域传》列有“乌孙国”专条。它原先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一个以狼为图腾①的部落。《史记·大宛列传》载它的早期事迹说: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生(而)弃于野,乌(鸦)衔肉飞其上,狼往乳之。”在难兜靡为首领时,因被邻近的(即与乌孙共同游牧于祁连、敦煌之间的)月氏族进攻,难兜靡被杀,牧地被侵占,部落四散,人民逃往匈奴,难兜靡之子猎骄靡(即昆莫)刚刚诞生,他的傅父布就翕侯(布就是名,翕侯是官号)抱他逃至匈奴,为单于所     

论包拯的用人之道

包拯(公元九九九——一○六二)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二十八岁中进士,六十四岁去世,累官至枢密副使。他处在北宋集权统治危机潜伏、矛盾重重的时期,提出过不少改革政治的主张。就其“用人之道”而论,基本观点和主张,大致如下:一、用人贵在知人包拯认为,通观古今,“治乱之源,在求贤取士得其人而已”。有没有人才呢?包拯说“以四海之广,不患无贤,而患在信用之不至尔”。他针对仁宗皇帝和社会恶习提出了自己的用人意见:第一、要推大信于群下,切勿玩弄权术,好疑多禁;第二、不要以“形迹”(仪容相貌)取人。形迹之弊会对有才者因形迹而不敢用,对不才者因     

简论刘龙洲豪放诗词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南宋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县)人,号龙洲道人,因此人称他的作品集为《龙洲集》。人们一提到刘过,就自然要谈及他的豪放词,历来所编的文学史也把他划入辛派词人之列,但是人们对他的诗歌创作却被忽略了。其实刘过的诗歌从数量上大大超过了他的词作,诗歌近四百首,词作约八十多首,从质量来说,他的诗歌并不亚于他的词作,宋人吕大中称他“诗满天下,身霸骚坛,死虽穷而名不穷”。(《宋诗人刘君墓碑》)罗大经《鹤林玉露》甚至称赞他的《京口多景楼》一诗超过了李白的《凤凰台》与崔颢的《黄鹤楼》,     

董王同异论

本文略论董仲舒(公元前179——104)与王充(27～99)思想之异同。 一、“可效仿者,莫过孔子” 董仲舒是以宗孔而著名的。他认定“孔子立新王之道”(《春秋繁露·玉杯》,下引只注篇名),故著《春秋繁露》以阐发其微言大义,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李贽的妇女观

李贽(1527—1602)是我国明代品格高尚、富于战斗精神的进步思想家。他作风正派,洁身自好,不贪女色。他的高尚品格为同时代学者所称道。袁中道称赞他“清节凛凛”,“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童之床”,是“吾辈”所做不到的。(《李温陵传》)正是这样一位李贽,却以深遽的眼光和极大的同情心,注视着妇女问题,为妇女得到与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主义哲学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比较复杂而又占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他是毕生从事理论研究的典型。在国外流亡三十七年(1880—1917),他从未中断哲学理论的研究和宣传。长期从事专门研究的条件和他个人的勤奋,使得他的理论著述之丰富、涉及领域之众多,以至影响和贡献之广泛,在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屈指可数的,这也使得他的哲学思想既有其长处,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和弱点。     

中朝朱子学比较——“理”之比较

朱熹(1130—1200)是中国朱子学一代宗师。他以博大而精细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理”范畴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和价值体现。三百年后,在朝鲜李朝时代,出现了一位硕儒李退溪(1501—1570)。他以谨严精详的态度,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思想,成为朝鲜朱子学大家。同样,“理”范畴仍然是退溪哲学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范畴。不过,由于时间的流迁,地域的转移,朝鲜朱子学(退溪哲学)之“理”已不是中国朱子学(朱熹哲学)之“理”了。因此,通过中朝朱子学“理”范畴的比较,可以透视中朝     

司马光与故乡

司马光既不出生在故乡,也不寿终于家园。尽管如此,作为故乡的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在司马光心目中仍占有重要位置,他在故乡的行迹,应当作为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司马光具有浓重的儒家思想。早在康定元年(1041)给彦太初杂文集所写的序言中,就有明确阐述。他称赞彦太初“读先王书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诵之以夸诳于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与乡党。”从字面看,是称赞别人的,但实际上,正是发表了青年司马光(二十二岁)对读书、修养和治世的看法,即读书为求义理,求义理在于修身。考察司马光的一生,其修养极高,履道醇固,诚心自然,在朝为忠臣贤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汤显祖尺牍的思想内涵与审美价值

以传奇“四梦”而享盛誉的明代剧坛巨匠汤显祖(1550—1616),其实也是文章的多面手。但他在戏曲创作上的卓越成就,掩盖了他在其他文学领域内所放射的光芒。其门人许重熙序其文集称,当时“学士谓之通才,文人师其大成。”这确是事实。和他同时代的名士屠隆所撰《玉茗堂文集序》中,赞扬汤显祖“才高学博,气猛思沉。材无所不觉,法无所不比。远播于廖廓,精入于毫芒。极才情之滔荡,而禀于鸿裁,收古今之精英,而镕以独至。”看来是主要指他的散文作品而言,在这方面也有独特的贡献。他是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风的重要人物之一,为公安派的先驱。清初陈石麟《玉茗     

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兼论其与关学和洛学的关系

黄宗羲在评价罗钦顺之学时引用了高攀龙的一句话:“先生于禅学尤极探讨,发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来,排斥佛氏,未有若是之明且悉者。”高氏此论源于嘉靖年间黄芳为《困知记》前四卷写的《序》(见《困知记》附录)。黄宗羲在引此话后说:“呜呼!先生之功伟矣!”(《明儒学案》卷四十七)由此可见,罗钦顺的儒释之辨在明代中期和后期都曾受到很高的评价,而黄宗羲也是把罗钦顺作为明代儒释之辨的最杰出的代表。 罗钦顺(1465—1547)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弘治六年(1492),罗钦顺至京师,举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是他参佛而有所悟阶段的开始;弘治十五年(1502),罗钦顺升南京国子篮司业,这是他“年几四十,始慨然有志于道”(《国知记序》),知前所悟“乃此心虚灵之妙,而非性之理”阶段的开始;嘉靖元年(1522),罗钦顺辞官不就,返回故里,这是他“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见乎心性之真”(《困知记》卷下),陆续写成《困知记》各卷阶段的开始。     

读诗随笔

写在前面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高尔基也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往往是心的歌。”(《给薇·叶·加克尔——阿林斯》)而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他对客观环境与自身经历的反映,即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构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诗,这种经过提纯而又形象化了的思想感情,就象一个窗口,可以通过它使人窥视诗人的内心世界。而这,是有趣的。这大概也是诗味的一种因素。 每个诗人都有一个内心的小世界,每首诗都是他要向别人打开的窗口。然而,“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过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的本阶级之外。”(鲁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