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他的童话世界已成为一种思想,一种诗歌和生活的理念,他带着这种思想理念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也演绎了他另类的人生.本文通过顾城人生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来分析诗人"童话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结局.     

社会 自然 人生：雪莱诗歌的主题

雪莱的诗歌,主要集中在三个主题上社会、自然、人生.雪莱的政治诗歌使他成为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关于自然的诗歌,又使他成为英国浪漫之歌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在以人为主题的诗歌中,他赞颂了纯洁的爱情,揭示了人生的哲理和生活的奥秘.雪莱诗的这三个主题,使他成为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和世界文学史上杰出的抒情诗人.     

论曹操诗歌的悲凉感

曹操血脉中流淌着代表汉人理想风貌的热血,他性格积极乐观、豪迈纵横;但另一方面,他的内心悲凉孤独、感情复杂。因此体现于诗歌多有悲凉之句。其悲凉感表现在他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戎旅生涯艰苦生活的抒发,以及对岁月易逝、人才不得、功业难成的忧虑和尊崇汉室却被疑心的孤独。"烈士多悲心",曹操诗歌的悲凉特点使他的诗歌风格更为阔大悲壮,显示了他独特的个性和人生追求。     

在两岸三地发现诗意——论傅天虹诗歌创作与新移民文学

傅天虹先生是当代华文诗坛有影响的重要诗人。他以自己鲜明个性的诗歌创作和系列诗歌工程的建设,予以了新移民文学实实在在的内容。他凭借独特两岸三地的丰富生活孕育了他的诗情诗意;其特有的文化身份带来了他深邃的诗思,书写了一个坚强奋斗者的执著人生之歌。同时,他对诗歌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其敏锐的感触捕捉生活本身丰富的细节,形成了自己朴素写实中透视的象征,现代意识中包孕的传统人文的诗思和诗的意境之美。他的努力丰富了当代华文诗歌,推进了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     

论陶渊明生死观中的超脱与忧患

和陶渊明复杂的思想面貌相联系,他的生死观也明显地呈现矛盾状态——既超脱又忧患。这种生死观极大地影响着他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本文从探讨诗人矛盾的人生意识出发,试图对其归隐躬耕的意图以及他独特的诗歌艺术形成作些新的理解。     

浔阳襄阳二诗豪 一陶渊明、孟浩然的人生追求与文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陶渊明和孟浩然生活于不同的时代 ,都以田园山水诗为后人称道。二人在仕途上极不得意 ,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都未能实现。陶渊明仕途受阻却开阔了眼界 ,增加了阅历 ,洞察了社会现实 ,其诗数量不多却涵盖面广 ,内蕴深厚。相比之下 ,孟浩然不沾一命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视野与观察识别能力 ,其直接结果是孟浩然诗歌题材的局限和诗歌内容的单薄     

论穆旦诗歌中的“自我”意象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中充满着对自我和社会的拷问。人的内心困境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望是他诗歌的主体。他那"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是九叶诗人共同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知。穆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凝炼出一个现代的"自我"意象。文章将通过穆旦诗歌中最富代表性的"自我"意象进行综合性解读,通过结合穆旦的人生经历,分析"自我"意象的形成及内涵,以此更好理解穆旦诗歌中的真正意义,探寻诗人的内心世界。     

论周敦颐诗歌的“思心”与“诗心”

周敦颐诗歌研究者寥寥,这与对他的理学研究形成极大反差。结合周敦颐的人生境界来解读他的“思心”与“诗心”,在他古雅、自然舒畅和理趣盎然的诗歌风格中自有一种“性焉安焉”的至情至性。     

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诗歌艺术论

张执浩的诗歌写作凝聚着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他对生活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梦想"在远方"到"继续下潜"进入生活内部的转变.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写作也经历了从逃离生活--融入生活--深入生活的变化.张执浩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意,同时也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理解和认识.他凭借着对生活的热情,将诗歌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现生活中的欢喜,也抚摸生活中的疼痛,温暖,饱含着生命的痛与爱.     

白桦林中的守望者——吴井泉诗集《守望》评析

在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的诗歌创作,不管地域性对诗歌创作有多大影响,吴井泉的诗歌都体现了鲜明的北方地域特征,从题材、意象的选取到诗歌意境的营造,都具有浓郁的北方色彩和深厚的乡村情怀,他用身边的景物、人情事态折射生活的真实状态,并怀着一颗童心对人生做着诗性的解读,所以他的诗写得纯真.在形象塑造方面,注重生活的外在景象与诗人的内在情思的统一,在继承诗歌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符合时代精神和读者审美需求的创新.诗歌的语言也很纯净,在凝练、简约的语言表达中深刻地表现出了现代人思维的复杂性,内心波动的隐秘性.     

路翎面对苦难的精神向度

路翎是主体意识很强的作家,他强烈地感受到生命中无穷无尽的、无法摆脱的苦难,从而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去展现这种悲苦。路翎思考的着力点并不是如何在现实中免去烦恼,摆脱苦难,而是抱定一种超越的信念和高贵的人生态度去抒写面对苦难的精神方式。路翎面对苦难的精神取向表现为三个层次:追问、寻觅、救赎。     

《伤逝》：一种“悖论式”的启蒙话语

《伤逝》是一篇具有学术诱惑性的小说,鲁迅在这里最大限度地坦露了自己思想晦暗的一面,因此它也最能揭示鲁迅在这一时期的精神困境。小说借助一段失败爱情叙述了一次失败的启蒙,反映了鲁迅启蒙思想深处的犹疑和矛盾。这也使整篇小说为一种沉重的忏悔氛围所笼罩,这一方面源于鲁迅思想深处固有的那种负罪意识,同时它又加剧了鲁迅的负罪意识。寂静和空虚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它直接指向了鲁迅思想深处的虚无和绝望。小说中这些因素交错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鲁迅早期的思想困境,也给鲁迅的启蒙话语蒙上了一种独特的悖论色彩。     

鲁迅翻译观的嬗变

业内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大多聚焦在他的"硬译"风格和异化理论。然而纵观鲁迅的翻译生涯,可知鲁迅的翻译观经历了曲折的流变过程,从编译、意译,到直译乃至"硬译",最终他强调应视受众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每次流变都揭示了鲁迅在思想上的转变和对中西文化与文学的重新思考。本文缕析鲁迅翻译观的发展脉络,梳理他翻译策略的变迁,描画了鲁迅作为一个建构新文化的现代主义者和备受争议的翻译家的本真面貌。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对鲁迅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客观性与历史性分析

鲁迅曾大量接触过陀氏的作品及研究资料,对国内陀氏的介绍与研究工作给予过热情的帮助与支持,鲁迅许多文章与译作中都有过对陀氏的专门评论,他对陀氏风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鲁迅对陀氏有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后期态度有所变化。     

陈映真对鲁迅的接受与偏离

在台湾作家中,陈映真是受鲁迅影响较大的一位.不过在陈映真的思想框架中,左倾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具有着更重要的地位,鲁迅思想的接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框架的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变异.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     

精神复仇的两种悖反形式——鲁迅的两篇同名散文《复仇》的另一种解读

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两篇以《复仇》命名的同题散文 ,记写的不是以牙还牙的复仇行为 ,而是表达了困境与绝望中的精神报复之意。对那些无聊的看客 ,最好的“复仇”方式就是让他们无戏可看 ,而对那些饮过自己血的人们的无情的“打杀” ,鲁迅则表现出“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绝望。这种充满矛盾与绝望的复仇欲望 ,正是鲁迅当时的精神痛苦和生命体验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