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商办同蒲铁路研究

清末民初,铁路问题逐渐引起政府和官绅集团的重视,排拒洋款、自办铁路成为从列强手中挽回利权的重要手段。加上清政府开放铁路修筑权,鼓励地方兴办铁路,自办铁路、挽回利权在当时成为一种潮流。在此背景下,山西成立同蒲铁路公司,开始着手商办同蒲铁路,并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路款。然而,因资金困难、管理层频繁变更等问题,商办同蒲铁路最后以失败告终。民国初年,同蒲铁路被收归国有,并入同成线的筹建之中。     

创新与束缚：《南洋官报》与清末官方“实业救国”理念的传播

甲午战争之后,"实业救国"理念兴起,《南洋官报》等官方舆论将其作为新思想、新知识加以广泛传播,引起各界关注。官方宣传"实业救国"思想的背后,蕴含着抵制列强、挽回利权以及改良政体等诉求,与新政主张不谋而合。然而,"中学为体"的倾向——既要传播新知,亦要维护政权合法性,决定了实业救国宣传的最终命运,官报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进行传播,仍被官僚思维限制。依托新式官报宣扬"实业救国"等新知识理念是清政府变革传播体系的创新,构成新政的重要组成,但此举依然深受既有制度思维的束缚。清末"新政"旗帜下的知识传播实践往往变成"新形式""新知识"与"旧制度"的混杂,既不能改变官员认知,也难以撼动民间态度。     

关于近代四川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几个问题

四川民族资本产生于十九世纪末。 一八九五年,由于马关条约正式规定重庆开埠,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得到了深入我国西南腹地的法律保护。为了“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四川维新派人士竭力鼓吹“急兴商务”,主张仿效东南沿海已经兴起的民族资本:“设立商务局”、“招商集股”、“购买机器”,“设立公司”、“绅督商办”。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皇帝也认识     

日本视域下的“满洲利权”与侵华政策的形成逻辑

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和对华“二十一条”非法攫取了中国东北多项利权,使日本所谓“满洲利权”演化为“中日邦交之癌”。币原协调外交虽然曾经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流,但日本政府企图维护和扩大“满洲利权”的所谓战略定位,使中日矛盾、日美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进而为日本军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攻击政党内阁和发动恐怖行动提供了重要口实,并导致日本二元外交横行、决策机制扭曲和政治生态变异。日本侵华政策的社会基础在于国际矛盾激化下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和国内政治极端化,形成逻辑在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治理规则冲突和制动机制缺失。     

试论“新政”在新疆

一九○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在清政府下诏“变法”之后,新疆实行了“新政”。它的实施,在新疆历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拟就“新政”在新疆的社会背景、实施内容及其作用,进行初步探讨。一清政府实行变法,乃是新疆施行“新政”的首要前提。自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进一步把中国推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清统治者逐渐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一九○○年(光绪二十六年),     

中国旅行社创办目的刍议

中国旅行社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旅行社。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创办人“服务社会”的经营理念 ,它的创办主要不是以营利为目的 ,而是为了挽回利权、发扬国光、辅助工商、便利旅行和推动上海银行的业务。     

奕劻入枢与政务处的职能分合

奕劻入枢,是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高层最为重要的人事变动之一,它不仅直接造成政务处与军机处两大中枢在机构人员方面出现高度重合,也使得政务处职能面临实际调整。奕劻入枢后,清政府相继设立财政处、商部、练兵处等新机构,在顺应新政发展的同时,也导致政务处既有职能不断被分割,作用地位亦逐渐弱化。这一结果,既符合新政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奕劻的政治目的。其后虽因日俄媾衅,迫使慈禧调整高层人事以应付危局,并试图通过增派人员加强政务处的作用,实则已无法改变政务处日渐削弱的现实。此后在伍廷芳与戴鸿慈的推动下,政务处职能开始由“行政”转向“议政”,最终丧失了“新政统汇”的地位。     

“中体西用”与新生产方式渐进——论清末洋务运动、维新新政、预备立宪之关系

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到一九○一年以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而结束。这一年,清廷发布“变法”上谕,推出了“维新新政”。一九○五年九月,清廷又颁发了“预备立宪”上谕,准备“仿行宪政”。在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清政府实行的这几次时间上前后衔接的改革措施,它们之间有无内在联系?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一、洋务运动、维新新政、预备立宪前后嬗递的思想体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中体西用”论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政治互相矛盾、交互作用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企图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维护其统治,然而最终被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潮流裹胁而去这一历史景象在观念形态上的写照。十九世     

浅论晚清政府及其倡导的清末新政

历时十年的清末新政,虽然只是清政府为维护统治而被迫采取的措施,并且它的失败也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然而它在加速中国的近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都产生过积极影响。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不应该因为它的主观目的而被我们忽视,它在中国近代化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清政府无数次反动落后的行为中的一种。     

清末政府向南非输出劳务述论

20世纪初,清政府自主向南非输出华工,经历了从严禁到被迫接受,最终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与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实现了劳务政策的重大转变。清政府首次主动向外输出大批劳务,是清末“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论腐败对清末新政的影响

1901-1911年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实行的一场自我挽救的改革运动.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这场改革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从结果看,新政不仅没有帮助清政府实现自救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政府以旧人办新政,改革者藉改革之名,牟取暴利,争权夺利、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多种腐败现象相因相成,愈演愈烈,最终导致腐败恶性发作,不可救治.腐败葬送了改革,也埋葬了清王朝.     

清政府挽救蒙古茶叶利权的措施——围绕《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两次修订

19世纪以来,茶叶贸易在中俄两国的边境及陆路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但随着列强侵华的加剧,中俄两国贸易的公平性逐渐被颠覆。同治元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的签订及后来的两次修订,使蒙古地区的中俄茶叶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逐步占领了蒙古市场,对蒙古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民族关系都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蒙古利权的步步沦丧,清政府内部也反响非常,并一度采取了积极措施,只是在内外扰攘的时局下,这些措施不足以挽救蒙古利权。     

清末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的冲击

２０世纪初,在全国各地掀起的所谓“新政”的大环境下,清政府先后派出张荫棠和联豫在西藏实施各项新政措施,其中之一即“收回政权”,实行政教分离。这一措施使得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条约观演变研究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不仅被迫与英法美俄签订城下之盟,还要面对德国、比利时、葡萄牙等国来华请订商约,中外不平等条约关系进一步扩大。在议立和修订条约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深化条约认识、调整对外政策,条约观呈现从排斥“要盟”到严格信守、“羁縻驭夷”到条约体制、“惠及远人”到力挽利权的转变态势,商约观念亦随之萌生,由是表现出近代东西方国际秩序间的矛盾与交融,以及中国外交体制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艰难转型。     

浅谈清末新政时期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于1901—1911年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个方面,始称“清末新政”,它的实施开启了中国走向初步现代化之路,这些改革措施也涉及到了体育领域。本文通过考察在这一时期确立的军国民教育的体育思想,认为它的确立大大促进了国民体育意识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重文轻武的状况。     

清末新政与社会转型

清末新政是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改革促使这些因素不断地发生部分质变或量变。传统的政治机制、经济机构、文化体系等都发生解体和分化,现代的社会结构逐步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的新起点和加速场。     

清末“新政”与近代法学教育

在长达10年的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是各项改革中进行的最广泛深入的一项,它是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因素的增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反映。1906年9月清政府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法律学堂——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的专门法学教育开始了新的阶段。本文主要论述了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背景;体制、学制与课程设置;教员与教学内容等。同时论及了清末教育改革中的日本留学简况。     

临城劫车案及其外交交涉

临城劫车案虽为突发事件,但因其而引发的中外交涉,却与当时的中外关系、列强联盟及北京政治相纠葛,大体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某些基本特征,即每有对外交涉,中国方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各界和舆论压力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努力所致,但最后的结果仍多让步,反映出当时中国外交之虚弱地位,以及职业外交家群体在挽回中国国家利权方面的努力之有限性。     

论晚清新政中的经济政策及其法制措施

晚清新政是晚清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巨的一次变革,其经济政策及法制措施在清末新政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晚清政府决策过程的失误、自身政权性质的局限以及经济政策及法制措施内容本身的缺陷,最终使新政走向失败。但不可否认,这次经济变革对中国近代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与资本动员

近代中国资本动员的进度,受到民族危机的刺激最为明显。洋务运动时期的资本动员,意在借"众擎易举"之功,收"挽回利权"之效。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创办公司企业,"期与东西各国角逐于世界"成为政府决策导向,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资本联合的国家战略意义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醵资救国成为各阶层的广泛议题,个人出资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大义,从而彰显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