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及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刘师培论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历来学者对魏晋玄学存有门户之见 ,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 ,评价有失公允。至 2 0世纪初 ,章太炎、刘师培才恢复了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 ,而后魏晋玄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与他们的提倡不无关系。刘师培是近代一位有争议的学者 ,他因后期的政治态度而被世人所唾弃 ,使人们淡化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刘师培的魏晋玄学研究虽然只是起步阶段 ,有些学术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应该给予肯定。     

张曼涛与中国佛学

张曼涛是当代台湾一位青年有为的佛教学者,不幸英年早逝。他不仅在佛学上有精深的造诣,而且将中华民国成立(一九一一年)以来,至一九七八年期间中国学者所写的重要佛学著作,分类汇编成《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一百册出版,在海内外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张曼涛,法名长春、青松,笔名澹思,湖南省耒阳县人。出生于民国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一月十七日。据说,在张氏出生前,其父亲在梦中见—个老和尚手上拿着一枝毛笔,走进他的家门,来到卧房,其父正奇怪间,其母就生下了曼涛。曼涛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游击队和正规军抗击日寇。张曼涛五岁启蒙,入私…     

魏晋玄学向佛学转变的内在哲学根据

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相似性”,这样一种相似性促使我们思考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玄佛转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清理佛教般若学理论在中土的创造性发挥的思想历程,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魏晋玄学的整体认识,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对魏晋玄学的重要评价.玄学与般若学的“相似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但玄学强调的自然主义和精神超越与佛教般若学追求的出世主义理想的“相似性”则是我们理解玄佛转变合流的一大关键.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通融之法器木鱼考据

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之途径。木鱼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与佛学世俗化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木鱼的产生发展见证了佛学中国化、世俗化的历程。从早期的的宗教法器到后来的名族乐器,木鱼与佛学一样走了一条世俗化道路,这个过程中由于宗教、文化、音乐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使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形式与宗教脱离并最终与艺术融合,另一部分形式仍附属于宗教的格局。探讨木鱼的形成发展历史,可以追寻还原佛学的中国之路,因此是研究佛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一种产生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文化思潮。它以被称为"三玄"的《老子》《庄子》和《周易》为宗,以有无、言意、才性、自然与名教等为主要辩题,以发言玄远为标志,以清谈为主要表现形式。在魏晋玄学的发展与勃兴过程中,竹林七贤以他们的创作、言论和行为形象而生动地诠释了魏晋玄学的精髓和意蕴。由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刻意张扬,以及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广泛影响,魏晋玄学不仅表现得极富声色,而且对后世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

中国佛学的本体观念与世界上大多数哲学都不相同 ,它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它以缘生为理论基础 ,否定外在的本体 ,并以性空为实相 ,顺化而为实相非相的本体论。建立在缘生基础上的因果论 ,多因多果以及因果无限延续 ,不仅凸现了非本体的倾向 ,而且置因果必然性于条件偶然性的架构之中。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之辩 ,进一步说明非本体论超二元对立的思维基础。言不可言之趣 ,说不可说之理 ,则是佛家非本体的本体诠释的一般方法。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中国近代哲学与佛学的会通

中国近代哲学的主导趋向是与西方哲学的融合以及与佛学的会通.融合与会通之所得是理智与情感、逻辑与直觉、意义与意味的统一.就其与佛学的会通而言,上述结果在近代思想家谭嗣同、章太炎、熊十力的佛学三命题:转业识成智慧,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量智到性智中得到典型体现.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葛洪与魏晋玄学

玄学是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养生思想.玄学家在魏晋时期政治动荡的社会中,通过对虚伪名教的批评和对生命本真的关注,使养生之风盛行一时,也影响到道教的发展.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对神仙存在的论说,对得道成仙途径与方法的介绍,充满着玄学的清谈思辨和养生追求.本文将葛洪的道教思想放到与魏晋玄学的相互关系中来加以考察,以期展示葛洪通过借鉴魏晋玄学的养生思想推动了道教仙学的发展.     

论魏晋玄学的理论思维能力

魏晋玄学所具备的很高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在其独具特色的理论探究中显现出来的.考察魏晋玄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对于研究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推动中国思维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朱子学与佛学

朱子的佛教态度是双重的,既排佛又容佛:一方面,朱子受佛教佛性理论的影响,逐渐走上注重心性本体、注重反观心源的道路;另一方面,朱子对佛教之违背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宋明理学家对佛教的态度多与朱子相类。     

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但纵观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诗人的思想及人生变化,则不难看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诗人的创作风格及题材上,都打上了玄学的烙印。     

杨文会与中国近代佛学复兴

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杨文会居士是一位继往开来、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尤其是他创建的金陵刻经处,更是成为佛学复兴运动的大本营。本文主要从4个方面阐述杨文会大师的贡献和影响。一、创建金陵刻经处,拯救释教颓风;二、搜集散佚经典,推动佛学复兴;三、开办洹精舍,培养弘法人才;四、奠定居士道场,说法阐教研学。     

方东美论中国大乘佛学与道家哲学智慧

方东美认为,华严宗以其“理事圆融”的本体论和“内具圣德”的人性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大乘佛家的哲学智慧。这种智慧,是来自印度的佛学思想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肯定了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对中国大乘佛学的形成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但他更多地作出论述的,是中国大乘佛学在其形成阶段所受道家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当佛教传人中国之后,正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导致的儒家思想衰退、道家思想复兴时期,因此外来的佛学主要是在道家思想影响之下而形成高度哲学智慧的。这种对于儒家与道家在魏晋思想界不同地位的看法,再次表明了方东美在学术文化上反对卫儒家之“道统”的基本态度。     

魏晋玄学本体论的特质

全面理解本体论的内涵是正确剖析魏晋玄学思想的关键。魏晋玄学本体论区别于汉代宇宙生存论,不仅考察世界本原意义上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还注重对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人类情性和社会道德关系的分析。魏晋玄学本体论思维模式对宋明理学心性本体论的建立影响深刻。     

二十世纪思想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判与抉择——以太虚印顺为例

20世纪佛教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调整传统思想以应时代要求。太虚以“法界圆觉”思想为根本,对中国佛学持维护立场,并试图将之综合纳入适应新时代的佛学体系;印顺从“性空唯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对中国传统佛学态度的差异有各自的时代考量,他们探讨的佛教理论与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