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薛儆墓志所见“神鸟”考

1995年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万荣县皇甫乡皇甫村南发掘了唐代薛儆墓，该墓总长46、85米，为山西目前所见最大规模的唐墓。在其1号过洞出土一合青石墓志，志盖为盝顶形，90厘米见方，厚16厘米。志石为方形，长宽均为90厘米，厚17厘米，志面及四侧磨光，志面铭阴刻，楷书，书体工整秀美。志盖上阳刻篆：“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在2000年出版的该墓报告中，报告编撰刊布了该墓志的所有材料，并对墓志的志做了非常详尽的考释。     

扬州发现反映刘六、刘七起义的两付墓志

最近,扬州发现了反映明代刘六、刘七农民起火的两付墓志。墓志均为石质,篆书盖、楷书志。其中一付是“大明盛德卿妻肖孺人”墓志,长63公分、宽60公分。志铭由“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副使”、《嘉靖惟扬志》编纂者盛仪所撰,肖孺人为盛仪之弟媳。其墓志盖与志铭均由肖孺人之夫、盛仪之弟盛德卿所书。另一付是“明故明威将军扬州卫指挥佥事缝庵乔公”墓志,长7O公分、宽72公分。由“钦差守备南京掌南京中都督府事镇远侯广陵顾寰篆盖”,由“赐进士出身大中大夫太仆寺卿郡人盛仪书丹”,由“赐进士出身通议大夫户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都叶相撰文”。乔公墓于“文化大革命”中清理,尸体为木乃伊,现藏上海自然博物馆。从明盛德卿妻肖孺人墓志记载,可以得知肖懦人锦绣,扬州人,于明弘治戊午(1498)生,“出自富室”,死于明正德戊     

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初释

20 0 4年 ,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的墓志惊现于古都西安 ,引起了中日专家学者的深切关注。由于墓志的记载极为简单 ,且日本文献中未有相关记载 ,目前对墓主井真成的身世及留学的生涯的论争非常激烈 ,成为 2 0 0 4年日本唐代史研究会的主要议题之一。目前 ,对最基本的墓志铭的释读存在很大争议。一些媒体报道少录了“志文”两字 ,并把楷体的志盖铭文释为篆体。关于墓志石的大小、汉字的判读也不一致。此外 ,就墓志铭所缺处的候补文字 ,虽有各种意见 ,但“衔”、“立”、“壑”、“哀”、“给”等的可能性较大。     

辽晋国夫人墓志考

辽晋国夫人墓,1949年11月发现于辽宁省阜新县腰衙门村.墓中出土了汉文墓志一合,还有陶瓷器、铜铁器和装饰品等.该墓志铭,绿沙岩刻制,较为完整.志盖方形,边长93.5厘米,顶面中心有46厘米的方形平面,上刻楷书阴文“故晋国夫人墓志铭”二行八字,四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鲁才全《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１０７７，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     

唐《孙备墓志》镌立年考辨

《唐故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府君(备)墓铭并序》,署名为“再从兄朝散大夫守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瑝撰”,“弟孤子储书”。志石现藏河南新安县千唐志斋。此志载录于《千唐志斋藏志》,图版编号1077,该书编者于图版说明中定为“会昌元年(841年)八月”;又《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81页和《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172     

东晋王兴之墓志跋兼论及兰亭序问题

一、关于东晋王兴之墓志的补充墓志起数句云:“君讳兴之,宇稚陋,琅玡临沂都乡南仁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琅玡王氏云:“王离二子元、威,元避秦乱,迁于琅玡,后徙临沂,四世孙吉字子阳,汉谏大夫,始家皋虞,后徙临沂都乡南仁里”云云。北魏《王诵妻元贵妃墓志》首行云:“魏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通直散骑常侍王诵妻元氏志铭。”又北魏《王绍墓志》亦云:“徐州琅玡郡临沂县都乡南仁里人也。”三处所书琅玡王氏居临沂县乡里之名称,皆与《王兴之墓志》相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虽多舛错,此条确属可信。东晋初南迁,     

中国古代墓志形制变迁中的设计思想内蕴

以中国历代墓志形制与文体变化为纵向轴，一是以魏晋南北朝中的“志”“碑”合一形式以及宋齐梁陈中出现的简单化的墓志形式，论述了中国古代墓志设计的“实用”思想；二是以历代墓志文体演变为研读对象，系统论述了墓志文体设计演变中的“实用”与“浮华”的转变。系统考察中国历代墓志的形制与文体设计，墓志作为随葬风俗的一部分，其形制变化基本轨迹还是以实用为美、为尚。浮华的特质在重葬、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尤其是墓志志文成为文化人施展才华的载体之际，文体适应了为死者“歌颂”的普世之需，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应需而变”的设计本质。     

《唐乔梦松墓志》相关问题考

志主乔梦松,其墓志与其家族成员的另外几方墓志应为同出洛阳北邙山乔氏家族旧茔。由该志考得,至迟北魏汉化之际,本为南匈奴旧姓的北朝乔氏已经攀附或改姓为汉姓“桥”氏,至西魏、北周时期又改“桥”为“乔”。志主有关事迹对于全面了解开元九年以来唐朝在宇文融的奏请之下分设劝农判官、摄御史巡查天下事大有裨益,为确定《唐御史台精舍题名碑》的追书时间提供了佐证,为开元十六年志主出使西域册立于阗、疏勒二国事及相关问题提供了新资料。     

辽代汉文墓志题署研究

题署指在宫室楹联或其他器物上题书署名。墓志中题署撰制人信息的现象在唐代趋于普遍。辽代汉文墓志题署书写,基本仿效唐代墓志的书写习惯和范式。题署的人员主要是墓志的撰者,书人和刻工极少在题署中出现。题署的书写形式相对于唐代要少一些。辽代与唐代墓志题署书写内容相似,由亲属关系、姓名、郡望或籍贯、身份标识等四个要素组成。相比于唐代,辽代撰书墓志题署名讳已然成了一种书写习惯,直接影响契丹文墓志的写作习惯。辽代墓志题署礼仪性和等级性,“前尊后卑”的观念表现得较为突出。匠人和刻工在这一时期社会地位不高,在墓志中署有名讳的现象极少,且墓志盖的制作者不在墓志中署有姓名。     

魏延昌二年《韩氏墓志》伪作说补证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录的《韩氏墓志》所载干支不符、史实抵牾,并且与同书收录的《王氏墓志》在文字和内容上都十分接近,可以确定是一篇伪作,应该予以删除。这篇墓志在作伪方法上很有代表性,是将一真墓志作为底本,模仿它重刻一石,保留原志的内容和书体,特别是对于增改的文字,大多取自原志,从而使字体风格一致,不易分辨。     

框架语义学视角下的文化词语译义研究——以“希腊十二主神”为例

通过对比发现,《英汉大词典》、《新英汉词典》和《英华大词典》对希腊十二主神文化词的译义有待改进。本文基于框架语义学,提出新的“十二主神”的译义模式,即学科标注“希神”、音译兼义译、括注,并对括注信息作统一编排,这有助于词典使用者对“十二主神”的译义形成语义联系,满足其认知需要。“希腊十二主神”的译义研究表明,框架语义学对双语词典中文化词语的译义具有指导意义。       

辽代考古杂记

近二年来,我曾在辽宁省的阜新县、北镇县和河北省的平泉县进行短暂的考察.考察的重点是与辽代契丹人有关的文物古迹.所见甚多,颇长知识.这里所记述的,只是其中的点滴而已.一、故太保耶律氏残志残墓志一合,五十年代末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县大板乡中衙门村北山上.志石原来保存在蒙古族村民舍力加卜处,一九七四年被当地文物部门发现时,已经截断为三块,现在均保存于舍力加卜之女王淑兰家.其中较小的两块在盖房时被砌在门槛之下,有字的一面向下,志文己无法见到;较大的一块被雕凿成猪食槽子.志石系黄沙岩质,宽76.5厘米,厚19厘米,其高度不可知.辽代的墓志多为正方形,此志石亦当如此.     

天心一柱定中华——论黄帝出生、建都有熊的历史人文契机

在黄河中下游之交,郑州南侧,有个新郑县,县境古称“有熊”。清清的双洎河自县城西北蜿蜒而来,穿城向东南流去。河北岸边,有一荷池清翠如盖。池东,古传即黄帝生母附宝感雷鞭绕斗而妊地;北向不远,有“黄帝故里”碑铭志。另,县东故城遗址,有一古老石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见武威粟特安氏家族唐《李弼墓志》考释

近年山西境内出土了为数不少的中古时期的墓志,不断推动着中古史研究的深入。最近,在山西长治附近(唐潞府上党太平原)又出土了《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子宾客上柱国建康县开国公李公(弼)墓志》一方,仅存志石,现收藏于河南洛阳龙门博物馆。这方墓志与武威的粟特安氏家族有关,且涉及泽潞方镇的诸多相关史实,因此具有一定文献价值,我们认为有刊布的必要,故撰此文,以飨学界同仁。     

东晋南朝出土墓志若干问题探析

东晋南朝墓志的渊源、摆放位置、纪时格式及"一志多方"现象等若干问题,是前人相关研究中有所涉及,却仍有待深入的重要方面。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东晋至南朝墓志发展、定型的过程相吻合的是,墓志的摆放位置、纪时格式也同样经历了从不稳定到稳定的变化过程。东晋、南朝墓志中的"一志多方"现象,虽然比较特殊,但大多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与偶然性,且出现的时间也不稳定。     

《瘗鹤铭》新语

《瘗鹤铭》原在焦山阴崖石上(《京口三山志》云:“焦山西南日瘗鹤岩,今沦于山麓乱石中”.《明镇江志》云:“铭之所余断石,今在山之西南观音庵下滨江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摹拓”,并见明正德十三年顾元庆撰《瘗鹤铭考》,所引国朝《镇江志》,盖正德戊宣前旧志),铭曰“山阴爽垲”,又曰“瘗尔作铭”(阙文依王昶《金石萃编》补字,规以识之),知瘗鹤之所,近在崖侧矣.     

“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山皇玺”考识

“泰山石敢当”词义难解,“石敢当”之人于古史无征。通过“泰山皇玺”的考证,得知“泰山石敢当”实为“泰巖 當”误写讹传,而“當”字应释为“堂”或“皇”,因而“泰山石敢当”原为“泰巖堂”或“泰巖皇”。“泰巖堂”即“泰山明堂”, “泰巖皇”即“泰山皇”。“泰巖堂”石碑,为古时“镇堂神石”,“泰巖皇”为原始“泰山神”。“泰山神”原应为“神龙禹皇”。     

唐代书目补逸二十四种

唐墓志中的材料可资研究利用者殊多，缉补唐代书目之阙仅其一小方面。本文从《千唐志斋藏志》中拈得唐代书目凡二十四种，经、史，子，集四类俱全，时间跨度从初唐至晚唐。其中谢观，杨牢、李正卿等人亦见载于《唐书》。本文认为，《千唐》仅是近世出土的唐墓志中的一小部分，若能将全部唐墓志检索一过，所得唐代书目之逸者必定更多，而唐代书目之全豹亦庶几可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