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汉语《圣经》词汇研究——以《圣经直解》虚词为例

阳玛诺神父于1636年完成了十四卷著作《圣经直解》,该书翻译了《新约·四福音书》26.5%内容,是现存最早、篇幅最大的汉语《圣经》,并对后世汉语《圣经》产生了非常大影响。对此书中虚词尤其是助词使用情况的统计、举例、分析,与“白徐”《圣经》和《古新圣经》对比,以及意义相同（近）书面语与口语使用情况比较,探究了《圣经直解》在翻译中选词、用语的重文言特色。     

荒岛上的新亚当——论鲁滨孙与圣经人物之间的“预表”关系

“预表解经”或“类型解经”源于早期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信仰：耶稣基督即为《圣经·旧约》中犹太教先知们预言过的救世主“弥赛亚”。这一方法力图在《旧约》和《新约》之间建立明确的类比关系，同时也可加以扩大，用来解读圣经人物或事件与当代世俗生活的关系，把前者视作后者的“预表”，使日常生活带有神学意味。《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历经犯下原罪、彻底堕落、真诚悔悟和最后拯救等四个生活阶段。他开始抛弃中等阶层优裕生活的“伊甸园”，悔悟后把小岛建成新的生活乐园。与这一“抛弃-重返”伊甸园的过程相对应，人物形象从犯下原罪的亚当逐步转变成荒岛上获得重生的新亚当。小说把处于不同阶段的主人公分别比喻成耶稣基督布道寓言中的“浪子”、《圣经·旧约》中“他施船上的约拿”和“何烈山上的以利亚”等圣经人物，把主人公在世俗世界的冒险故事改造成信仰确立和成长的精神传记。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自私的人性 奇特的叙事——《雪山飞狐》与《竹林中》之比较

《雪山飞狐》在内容上表现了人性的自私,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了让多人叙述同一件事的方法,在结尾设置了悬念,这些都是受到《竹林中》的影响。但《竹林中》是表现死亡的小说,而《雪山飞狐》则把死亡、爱情和战争融为一体;《竹林中》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而《雪山飞狐》则把全知视角叙述和有限视角叙述相结合。芥川龙之介受自己独特的人生观的影响,用小说来表现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而金庸则用小说来表现自己的历史观。     

《圣经》视野下的普鲁斯特小说研究

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给我们展示了20世纪初法国上层贵族的生活画卷。作者在小说的创作中运用了《圣经》的相关内容,来增加小说的思想性。撷取个别作品中的意象来分析小说和《圣经》之间的关系。     

莫言小说《蛙》叙事策略背后的意义迷思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看似朴拙无心,实则精雕细琢之作。首先,小说最显著的叙事策略是巴赫金意义上复调叙述的对话性,其中“大型对话”主要表现为“姑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体形象之间所构成的对话性以及小说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对话性;“微型对话”主要体现为由“我”构成的一级叙述和由其他形象构成的二级叙述所组成的两级叙述形式。其次,运用了不可靠叙述：一种情况的不可靠叙述是因叙述人“我”的变形而产生;另一种情况是由二级叙述话语成分的突显所造成,并揭示出当代拟像社会的本质性特征。叙述的对话性和不可靠叙述使文本获得了一种基于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意义迷思,并体现了两种意义的生态性：话语存在形态的生态性和意义存在方式的生态性。这种近乎语言人类学的后结构主义话语立场使《蛙》体现出前所未有的文本实验性。     

试论爱默生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爱默生文学《圣经》中“自我、诗人和哲理”暗合了《圣经》中耶稣“神、神迹和神谕”三大主题。《圣经》千百年积淀的主题塑造了爱默生的文学和思想,既从无意识的层面给他烙下了《圣经》的印记,又从文化意识层面赋予他文学创作中无穷的灵感。对于常常被诟为缺乏系统性的爱默生思想,可以从《圣经》主题角度概括：“自我、诗人和哲理”是其思想体系中一个相对稳定的三元结构,是贯穿爱默生文学的“罗格斯”。     

《永别了，武器》中的《圣经》情结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一书中明显表露出《圣经》情结。他把女主人公凯瑟琳塑造成了耶稣基督的化身．多次用《圣经》中常见的“尘土”意象作为象征性的背景。他还借男主人公亨利由恶到善的思想转变过程，揭示了由于战争的罪恶人类注定走向毁灭．只有弃恶从善。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这一深刻主题，从而在作品中“复活”了《圣经》一书中对人类“救赎之途”的期望和探索。     

《圣经》对基督教文化语言的影响

《圣经》是西方文化源头之一,对基督教文化和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从基督教文化语言与《圣经》渊源入手,以《圣经》中较为典型常用的数字、动物、习语或事件为例证进行说明,主要分析了《圣经》与基督教文化国家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寓意和关系,揭示《圣经》词汇的喻意对基督教文化的习俗、思想生活、人文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影响,进一步探悉《圣经》与基督教文化息息相关的关联性。     

试论“罗拉德圣经”及其影响

：“罗拉德圣经”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完整的《圣经》英文译本,包括早期译本和后期译本。“罗拉德圣经”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约翰·威克利夫强调《圣经》的至上权威,“深信《圣经》应为所有人理解而倡导方言圣经的直接结果”。在威克利夫的倡导下,罗拉德派第一次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英文全译工作,“无论在英国语言还是宗教的历史上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     

从圣经原型和精神分析视角重读《双城记》

英国文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认为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的，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人性深度感。《双城记》是狄更斯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它诞生在作者遭遇情感危机的人生苦痛阶段，流露出作者精神世界的痛苦挣扎，小说中的人物在更深层次上与圣经人物原型隐秘相合，映射出创作主体潜意识的想象性宣泄，作品中多重人物性格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其实质是虚构了一个“受难”“复活”乃至“牺牲”的原型故事来寻求解脱人生困境之途。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基督教文化与《红墙白玉兰》的对位

当代的许多作家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施玮作为基督徒是众多作家里的典型代表。施玮作为海外作家却将目光投向大陆,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来重新审视国人的灵魂和生活。本文主要论述《红墙白玉兰》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借鉴《圣经》中异象和象征的艺术手法;2．人物塑造方面引用《圣经》原型;3．借鉴《圣经》U型叙述结构;4．宗教主题的书写。     

《宠儿》对《奥德赛》“回家”模式的借用

目前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宠儿》与希腊悲剧《美狄亚》及《圣经》的互文,而该作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互文,却鲜有人论及。本文认为《宠儿》借用了《奥德赛》的＂回家＂模式,在主题、情节上都与《奥德赛》存在着互文关系,为对该作品尤其是对女主人公赛丝人物形象的互文性解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宠儿》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莫里森利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回家＂模式与悲剧《美狄亚》的巧妙拼接,将＂杀婴情节＂放在多个文本的互文语境中观照,使作品成功地走出了敏感主题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圣经》文学性研究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圣经》一书的文学特性,在研究《圣经》的叙述结构、文体风格、虚构特征等方面建树颇多,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渐成显学。这些研究都抓住了《圣经》文学研究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圣经》的"文学性"做了某些探索。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文化启示

元人创造了浪子-隐逸-斗士文化。浪子风流、隐逸情调与斗士襟怀融会而成的反抗意识和审美人生构建了元曲的人文精神。柳永和陶渊明作为浪子和隐逸的文化代表成了元代社会的偶像。魏晋六朝是人开始觉醒、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元朝则是普通人开始觉醒、通俗文学开始自觉的时代,这是一个应该郑重提出的文化大命题。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和睢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分别是“浪子风流”、“隐逸情调”和“斗士襟怀”的文学写照：     

希伯来族长故事的叙述模式

《圣经》中的希伯来族长故事主要包括《旧约·创世纪》中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三位族长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及社会角色,它们看似独立实则存在着寓意丰富的潜在关联。文中认为希伯来族长故事采用了＂复合渐进型＂的叙述模式,即在神的应许、族长的困境与得福及族长继承人的挑选这三个层面上逐步推进情节的叙述模式,这个叙述模式蕴含着以＂选民＂...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