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推解释及其系属性研究

类推解释不是推理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纯粹逻辑运用,而应视作为一种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明确类推解释的概念和系属问题,将更有助于狭义法律解释方法的系统科学性的建设。他们的准确适用有利于把握法律条文语义内涵、法律意蕴和社会意义,推动法律适用的有效性与公平性目标的实现。     

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探究

针对许霆的行为,律师和法院对刑法同一法律条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法律解释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问题。法律确定性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精神与现实价值,但法律确定性却受到法律对语言的依赖性和法律的经验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揭示了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所应满足的标准。目前各种试图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法律解释路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缺陷,而唯有建构在判例之上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才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正途。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可资借鉴。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应循原则

任何一项法律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法律条文的相对抽象性,这是法律规范化的要求。而司法,作为立法意图的最终实现过程,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千差万别,司法者要将抽象的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的案件,于是,司法解释制度便应运而生,它在法律条文与司法活动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目前在我国,以刑法实体规范为对象的刑法司法解释较为多见,它们对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亦显现出诸多不足。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进一步探讨,尤其是对刑法司法解释应循原则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并且也能为建立较完备的法律解释制度提供借鉴。     

论法官解释权的确立——兼论司法解释的真义

法律解释由解释的任务、标的和主体三项要素构成,它与审判活动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司法解释”的概念,应是对这种紧密联系的回应和强调。法律解释的平意方法以及解释中避免混入价值判断,并非保证法律适用客观性的关键所在。确立法官的解释权主体地位,使司法解释显性化,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必要性,这才是推进司法独立的当务之急。以最大限度保全或最小程度丧失法律的确定性为标准,在配置法律解释权的多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来保障解释客观性,最终获选的是由法官进行法律解释。     

情节犯的立法完善

从我国刑法规定的情节犯立法形式上看,情节犯在立法上存在若干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第一,规范法律用语,保持法律条文的统一性;第二,在刑法附则中对"情节严重"等概念加以解释;第三,加强立法解释,限制司法解释.     

法律解释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的运用

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法律解释方法在其中的运用值得研究,包括文义解释法、体系解释法、历史解释法、目的解释法以及社会学解释法等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都采用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工作的严谨和专业程度是值得肯定的,但批复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仍存在有一定的缺陷,如法律解释方法运用得不够清晰,个别批复中法律解释方法的缺失等。通过强化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推动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工作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刑法司法解释:现状、成因及其走向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权力的异化、解释主体的泛化、解释内容的分散化、解释效力的矛盾化等问题。目前,"两高"发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最终将还原成为一种司法技术。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刑法学界对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众说纷纭,主要有最高司法机关说、司法机关说、法院说、法官说和折衷说等观点。从实然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的概念应采最高司法机关说;从应然的角度看,则宜采法官说。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解释主体的法定性、解释对象的特定性、解释形式的规范性、解释内容的司法性和解释效力的普适性等特征。     

著作权刑事司法解释的反思与优化——基于“复制发行”司法解释及相关判决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应对实践经验进行反思和总结，及时清理与其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将信息网络传播视为刑法第217条规定的复制发行是将线上概念拟制为线下概念；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发行或者既复制又发行，未能区分首次发行行为与后续发行行为；将发行解释为包括总发行、批发、零售、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以及出租、展销等活动，混淆了发行行为与其他法定利用行为的界限。问题导向的司法解释虽解决了现实社会需求，但同时引发了裁判标准的不统一。侵犯著作权犯罪法定犯的逻辑结构决定了著作权法是前置规范，刑法是后置规范，对犯罪认定应坚持先定侵权后定罪的递进逻辑，应坚持体系思维对著作权法与刑法中的相同概念作同义解释，对著作权刑法保护规范进行优化整合。     

刑法中“或者”语义探微

刑法是我国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其中的"或者"多达991个,它们都有特定的表意目的和环境,并形成了相应的语言现象,在成文法系中,法律条文实际上是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而且法律语言先天性要求缜密,无懈可击,这就为逻辑的使用提供了必要性.从逻辑角度,在相容与否、联言和选言、穷尽与否等三方面对"或者"的逻辑语义进行分析,目的是在法律条文中"或者"的使用问题上,条理清晰,目的明确,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刑法条文.     

司法解释和其他法律解释的关系

司法解释既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之一,又是法治的一项制度;既是规范性法律文件,又是法制建设活动。健全司法解释制度是实现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除了司法解释外,依据法定分类方法,还有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学法律解释。此外,和司法密切相关并有必要和司法解释相提并论的还有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即使司法解释内部,依解释的主体不同,又可分为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然而,法定的有权法律解释分类中标准不同一,司法解释和其他有权法律解释之间不协调或冲突;司法审判解释和司法检察解释之间,因解释主体多元,既影响司法解释的效力,又影响司法解释和法律的统一;司法解释对实际存在的地方司法解释和案例也应正视。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刑事案例分析方法探析

刑事案例的分析方法，是法律专业在校生和司法工作人员应当掌握的基本方法。从实质上说，案例分析的方法是对法学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理解、掌握和综合运用。刑法案例分析必须严格依照给定的具体案例的内容进行探讨．一般涉及案件的定性、定罪以及量刑等三个方面。     

模糊的刑事证明逻辑——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证据规则评析

由于没有好的证据法学理论指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证据规则的解释性规定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一、对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逻辑;二、对证明方法及其适配于证明标准的解释没有合理、清晰的体现认识论的逻辑。解决这些问题,法典和司法解释都需要进行改革和进一步的完善,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应是:刑事证明逻辑的转换,即从唯一结论的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向或然性真实标准及其对应证明方法的转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改革的应然取向。     

司法解释体制下的法官解释权——以法学方法论体系为视角

在理论法学界讨论法学方法渐成热点的背景下,中国司法体制下建立的司法解释制度与法学方法论当中的法律解释理论存在着切合的可能和必要。通过分析司法解释制度和法律解释理论,试图厘清中国语境下"法律解释"的双重意义,提出法律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两个既相关又不同的概念,并以司法解释制度下的司法解释权作为典型考察对象,着重论述建立在法学方法基础上的法官解释权。其意在划清司法解释权与法官解释权之界限,为法学方法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广泛运用提供思考之进路。     

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危机--以《婚姻法解释(三)》为视角

当下中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化倾向已非常明显,由《婚姻法解释(三)》引发的争议即可见司法解释在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司法解释权力依据的不统一、解释权限的不明晰、法律解释方法的恣用等.要解决司法解释陷入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在立法上首先统一司法解释权的权力来源,并在立法中规范权力行使的界限和程序,将司法解释权限定在具体个案围绕法律文本的适用过程中,最后在行使司法解释权时应围绕解释的目的慎用法律解释方法,在坚持“尊重法律”的基础上,首选语义解释,对其他法律解释方法的采纳必须负担论证义务,由此才能确保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论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

犯罪构成是定罪的具体标准，从司法的角度看，我国刑法规定的个罪具体的犯罪构成本身就具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的功能。定罪司法解释的作用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决定了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必须以原罪的具体的才已罪构成为标准。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合法性

《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的规定，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挑战。文章认为《立法法》中的法律解释等同于立法解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学界当下的关注点不应再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存疑，而应将重心放在如何合法行使司法解释权上。     

对《担保法》第19条、第25条及《担保法解释》第34条的质疑

《担保法》自公布以来,其在保障债权实现,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适用过程中,《担保法》中存在的问题也在逐渐显现。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通过了《担保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在弥补法律漏洞,解决法律条文的冲突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保证方式以连带责任保证为通常方式,还是以一般保证为通常方式;保证期间到底能否中断,是保证制度中比较重要的内容,直接决定着保证人的权益,但我国《担保法》及其解释对此问题并没有解决。该局面不利于保证制度的发展,立法机关应加以完善。     

刑事政策的司法应用

根据基本法理的严格意义,刑事政策很难作为刑事司法中的直接标准由司法者加以应用.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地位决定的.但是,法律的相对确定性,为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的直接应用留下空间——刑法的解释.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将司法解释者与司法者和办案者进行了区分,即解释者不直接办案,直接办案者不能作出有约束力的司法解释.然而,办案者仍然存在解释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应用刑事政策.不过,不能因为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而牺牲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治原则.在法律范围内直接应用刑事政策,虽有空间但余地不大.刑事政策主要靠立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