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历史得失与政策启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南亚国家是中国的重要外交方向,其中政党外交发挥着特殊作用。本文回顾了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后冷战时期中国对东南亚政党外交的历史得失,从中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历史条件、东南亚国家特殊政党政治生态、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复杂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开展对东南亚国家政党外交的基本政治条件,并从政治观念与国家利益、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制度化途径与领袖魅力等三组平衡关系出发对中国同东南亚的政党外交提出政策建议。     

论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毛泽东的民间外交思想萌芽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完善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具有理论基础的科学性、价值诉求的人民性、战略目标的坚定性、策略方式的灵活性、合作领域的广泛性等鲜明特点。改革开放后，几代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深化了民间外交的战略地位、思想内涵与交流形式。塑造了当代中国外交新形象。     

毛泽东对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探索及贡献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进程中,毛泽东对加强党员干部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群关系建设、加强党员思想政治建设和党员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和领会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政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政治解读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是目前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对我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及改革创新党的执政方式是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和重要内涵.解读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政党执政能力的论述,总结中外执政党发展的规律,现代执政党应着重提高五个方面的特定能力,即民意代表和利益整合的能力、依法执政和治国的能力、信息汲取和筛选的能力、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能力和驾驭竞争性选举政治的能力.     

西方政党研究文献摘译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政党的产生、发展、演变和功能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除少数外，大多数理论分析工具均囿于一定范围，使用的是特有的一套话语体系，基本上无法与西方学术界进行正常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使得国内的政党学研究视野较窄，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性的政党变革运动的解释贫乏无力。2002年，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宏大命题，使研究和介绍西方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再次成为学术界热点。     

抗战时期毛泽东对美外交思想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史,是从抗日战争时期与美国关系开始的,作为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是对美外交战略和决策的制定者实施者。 一 从1936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前,为毛泽东对美外交的第一阶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也打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远东的平衡。面对新的政治格局,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中,     

论毛泽东的执政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执政理论,从建国前到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时期,毛泽东从党的执政环境、执政挑战、执政内容、执政基础等多方面进行思考、分析,创造性地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并付诸了实践.     

政党外交研究述评

政党外交是政党政治在国际事务中的延伸，政党政治的活跃又大大推动了政党外交的深入发展。政党外交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政党外交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了大量的专著、论文。在政党外交的基础理论、政党外交的历史实践与理论创新、政党外交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以及重点人物对政党外交的贡献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今后政党外交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今后仍需进一步加强和深化政党外交的研究。     

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当代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成功的实现了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为党在全国范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中共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加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民主政治的完善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     

试论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观

运用历史学、政治学交叉分析和比较的方法,总结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认为毛泽东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基础进行了理性分析,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升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在抗日民主政权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并对共产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实践证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观,为毛泽东全国执政观的形成做了重要准备,为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对当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期导读

当政党与执政党同一时，政党理念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执政理念或政府管理理念。中共的执政地位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共政党理念的重大突破，自然也应成为我国的政府管理理念。鲍跃华的《三个代表思想也是我国的政府管理理念》指出，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的政府管理理念，决定政府须大力推动所有制、分配制度与政府体制改革；建设通晓先进文化的高素质政府管理队伍，完成政府管理文化的转型；以实现人民的经济利益为核心，保障人民的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建国之初，毛泽东就预示腐败将会危…     

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执政实践研究述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权。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的执政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尝试。逐步学会了管理国家的艺术,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学术界对中共这一时期的执政研究主要涉及民主政治建设、经济文化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党政关系等方面。     

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贯穿的核心要义是人民性,为巩固党的执政提供根基;革命性,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提高了党拒腐防变能力。同时,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论述有着本身的生成逻辑,包含党领导和执政相关阐述的理论逻辑、不同时期建设蕴涵的历史逻辑、实践需要与自身建设提升的现实逻辑。习近平关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论述构建的实践路径,不仅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新内涵,也为党长期执政提供了科学指引。     

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的创新——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体会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时期的极为重要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庄严地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的创新.     

近年来国外政党法制化研究述评

近年来,随着党的十六大"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学术界关于国外政党法制化的研究也愈益深入,其中涉及国外政党法制化的理论基础、内涵、体系、过程等多个方面。这些研究对于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促进我国政党制度向法制化迈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影响变量分析

随着政党政治的普及,政党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的广泛认同。国际形势、经济全球化、政党发展的自身逻辑、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国家总体外交策略等是影响中国政党外交的主要变量。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视野与宽广胸怀在政党外交,特别是在政党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三个代表"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

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行动路线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 ,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政党主要解决了夺取政权时期党的建设问题 ,从邓小平到江泽民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践中主要探索了关于如何执好政并长期执政的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的历史性问题 ,深化了对党的先进性与阶级性、群众基础与社会影响力等关系的认识 ,提出了衡量党的建设成效的客观准绳 ,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     

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成功实践,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新经济生活的模范区、建设先进文化的楷模,为中共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做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术界对中共执政陕甘宁边区的研究主要涉及民主建政、发展经济、建设新文化、当代意义等方面。     

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研究综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则为该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通过综述学术界对毛泽东多党合作思想各个层面的研究,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斯大林的功劳吗？

纪念“五一口号”,不能回避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和斯大林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能否像米高扬说的,由于斯大林的电报,中国共产党才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实际上,联合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中共的纲领。毛泽东的电报实际上是表明要与苏联站在一起,摸了斯大林在政党问题上的底。而斯大林即获得了很大的满足,从而改善了中苏关系。斯大林的电报推动了中共加快新政协的步伐是有历史意义的。但这种意义是有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只能是中国的产物,只能是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共同选择共同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