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质量产品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文建东、潘亚柳在《福建论坛》2013年第10期撰文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的消费需求不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导致收入较低人群加剧贫困，从而减少了社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劣质产品主要出现在农村市场的原因。     

单一出厂定价制度下区位假设与厂商选址决策

本文修改Hotelling（1929）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一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产品绿色认证模型的扩展研究

对Vertinsky的绿色认证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扩充．假设有形质量的生产成本与产品的无形质量（环境友好性）表现为负相关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两厂商可自由选择产品的环境质量认证水平，则总质量高的产品的环境质量水平也高．如果两厂商必须通过政府规定的环境质量认证，则产品总质量高的厂商选择通过高质量的环境认证，而产品总质量低的厂商选择通过低质量的环境认证．与帕累托最优时相比，厂商自由选择环境认证水平时产品的环境质量相对低下．但在两个厂商都通过认证的前提下，不能确定单一水平认证和两个水平认证究竞谁更优．     

软件企业的产品兼容性决策选择

从转移成本的角度研究存在网络外部效应的软件市场中企业对其产品的兼容性选择问题,结论是:由于消费者对于转移成本和网络外部性态度的不同,优势厂商对产品的兼容选择也不同。当消费者更多考虑转移成本时,优势厂商选择兼容;而当消费者更多考虑网络外部性时,优势厂商选择不兼容。     

Hotelling模型再探讨

文章修改Hotelling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产品质量差异与需求不确定双因素下的双渠道供应链分销策略选择

在考虑产品质量差异与需求不确定双因素影响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垂直Nash定价与库存联合博弈模型,研究当线上与线下双渠道销售特定异质产品时,供应链成员如何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选择最优分销策略以实现双渠道供应链的共赢。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质量差异化低且需求不确定性低的产品类型,供应链成员的共赢分销策略是在线下渠道销售低质量产品并在线上渠道销售高质量产品;对于质量差异化低且需求不确定性高的产品类型,共赢分销策略是在线下销售高质量产品并在线上销售低质量产品;当制造商采用“做坏品”质量差异化策略时,产品类型和分销策略之间的最佳匹配依然保持稳健。     

单一出厂定价制度下区位假设与厂商选址决策

本文修改Hotelling（1929）模型的基本假定,假定厂商边际生产成本为正,交通成本由消费者负担,厂商区位可以为内生变量,也可以为外生变量,在此假定前提下,分析厂商的最优的区位一价格策略,以探讨最大差异化原则或者最小差异化原则何时成立,或者不成立。     

高低质量同类食品供应商关联定价及利润比较

针对高低质量食品供应商先后定价与同时定价的不同时序定价情况,利用优化模型分别分析了低质量食品供应商优先定价、高质量食品供应商优先定价与高低质量食品供应商同时定价三种不同情况下,高质量供应商与低质量供应商的价格及其利润比较。同时在高质量食品供应商实施内部质量监督的条件下,对上述不同情况的供应商定价及其利润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高质量食品供应商优先定价时更易实现供给高质量食品具有利润优势的条件;在高质量食品供应商实施内部质量监督的条件下,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关注度与对价格敏感度的高低比较,对供给高质量食品获利影响更为显著。     

可变保留价格下的三阶段水平差异模型

分析了利润最大化厂商可以通过改变产品质量方式内生来改变消费者保留价格的三阶段水平差异模型，在单位周长的圆周城市模型中，厂商在第一阶段进入并选址，第二阶段选择产品质量，第三阶段进行价格决策，针对一特定的质量成本函数讨论了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厂商的质量选择策略符合社会最优，但行业过多的进入最终导致质量下降。     

绑售定价行为的经济分析——以买一送一为例

延伸Tirole(1988)关于同种商品绑售定价的研究,将消费者的离散分布修改为连续分布,在厂商只有正常定价和绑售定价两种定价方式的假定下,分析厂商最优定价战略以及厂商定价战略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结论为:厂商定价战略通常与其产品单位生产成本有关.若其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一般会采用正常定价战略;反之,则会采用绑售定价战略.厂商的定价行为是否能够最大化社会福利,与消费者从消费第二单位产品所得满足程度的大小及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的大小有关.     

网络外部性条件下的企业竞争及创新

通过建立网络外部性下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及企业利润函数,对拥有新技术的进入企业与使用旧技术的在位企业之间的竞争行为及结果进行分析。首先考查网络外部性、转移成本及兼容性对竞争的影响,其次对网络外部性下溢出效应、兼容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如果新进入企业采取与在位企业完全兼容的进入策略,则拥有新技术的高质量产品在竞争中将会占据优势地位。（2）当产品部分兼容或完全不兼容时,竞争结果主要取决于转移成本与产品质量差异度的相对大小。（3）新进入企业如果选择兼容性策略,不仅可以使得技术外溢的外部性问题减弱,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助在位企业已有的网络规模进入市场。     

产品责任原则的经济分析

作者认为，产品责任立法的基本宗旨是促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将其强加于用户和消费者的外部成本内在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产品质量责任法同时规定了对生产者的严格责任原则和对销售者的契约原则及过失原则，从而为用户和消费者的选择适用提供了交易便利和自由。     

基于消费者消费能力差异的Hotelling博弈模型

对于消费者差异性的假设是经济学问题研究的重要内容。消费者消费能力差异对Hotelling模型中厂商的产品定位策略与产品均衡价格及博弈结果会产生重要影响。当产品提供给消费能力较低的消费者的最大效用较小且该类消费者不能被市场完全覆盖时,厂商对产品的定位策略不再符合最大差异化原理,而具有线性函数形式赶路成本的博弈模型也存在Nash均衡。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利用国家统计局“个体还原”数据,使用经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的中等收入标准,测度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存在“数量增加、质量较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即2002-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提升,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聚集在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向下滑落风险较高,且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结构调整、技术加速迭代、抗风险能力下降等挑战,建议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和“扩中提质”策略、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施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     

城市家庭住址选择的时间扩展模型--关于"城市家庭住址选择模型"的进一步探讨

把时间引入城市家庭住址选择模型,在货币与时间的双重约束下,家庭为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如何选择 其均衡居住位置?数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一般居住在市中区附近,中等收入家庭倾向 于住在郊区。实际情况也基本如此。城市中心低质量家庭的拆除(拆迁),不可能导致城市各阶层的一种更公平的 收入分配。     

比较优势、自主创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何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之道路?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优势和自主创新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区别和联系,并引入收入分配的概念,借助经济福利分析方法来比较两种增长模式的利弊。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的现实,阐明了一国在以上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间进行选择的条件和时机。由于中国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结构、技术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增长模式对于中国加快经济发展、增加经济福利、公平收入分配是有好处的。     

最优非线性定价

对存在两类消费者情况下的最优非线性定价模型进行了ｎ维推广,展示了一个了解消费者需求分布的厂商如何根据消费者的“自我选择机制”制定出一个可供选择的消费组合菜单。结果表明,厂商大大减少了低需求类型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尽可能剥夺更多数目消费者的效用以获取更多的利润。     

汽车消费心理及对应营销策略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汽车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不同品牌汽车之间的激烈竞争不断加剧,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也变得多样化,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汽车生产厂商除了要关注产品本身的质量、品牌和服务以外,还需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变化及心理需求,以制定有针对性的营销策略。     

人工智能、资本税如何影响收入分配格局：极化还是优化？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性技术,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其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变革势必将影响收入分配格局。为厘清人工智能及相应的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构建包含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资本税的多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人工智能资本深化与广化的功能性与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以及人工智能资本税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人工智能资本深化和广化发展在促使经济扩张的同时,对于收入分配具有极化效应。就功能性收入分配效应而言,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引致就业数量与工资水平双重下降,导致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就规模性收入分配效应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伴随着社会福利损失的增加。适度的人工智能资本税能够抑制人工智能的收入分配极化效应：一方面,弱化人工智能的经济刺激效果,减轻其对就业的挤出作用,减缓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另一方面,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群体间收入差距,实现社会福利损失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