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的讲学、质疑、辩难学风,使书院成为创新时代学术思潮、引领学术进步的场所。宋代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是在书院实践中得以形成发展。书院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立于官方学术的私学传统。对古代的书院教育进行一些梳理,以期为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影响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略论宋代讲学之风的特点与作用

宋朝三百年,从经筵太学到州郡书院,讲学风行,在整个封建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格外突出,形成了有宋一代的学风文风,学术界出现了堪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相比美的局面,其作用和影响都很大,今天对此作一回顾,不是没有意义的。一、讲学之风的形成宋代讲学之风的形成,首先是朝廷讲求文治的政策为其提供了有利气候。宋廷崇儒兴学远胜前代,因此出现了“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百人”①的景象。宋初学校未兴,国内疏落的几处精舍书院和州郡学,却是“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②学校未起,讲学却在,到北宋中期,讲学渐渐蔚然成风。对于渐进兴起的     

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政治化演变

明代的文人集结,在晚明以前是中国传统的文人雅集和创作学术活动。但在万历后期,文人集结的学术活动悄悄发生了变化,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学术演变是最典型的代表。同人堂的讲学只是一个开端,东林书院讲学的实际影响,已经超出了书院的本质,将文人集结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形势联系起来。从同人堂到首善书院的建立和讲学,则具有了明显的社会功利性,是有意识的学术政治化,既为明王朝的延续发展培养应用人才,也为政治斗争构建思想基础,是复社政党化的先驱。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方学渐与桐城学风的昌盛

明清时期,桐城文化极其繁荣。追溯其源,则肇始于明代中叶,以何唐辞官归里讲学兴教为发端,其后至方学渐布衣振风教,创办桐川会馆,首开设馆讲学之先河,主坛席二十余年,桐城文风、学风遂至昌盛。方学渐为桐城教育及文化发展鞠躬尽瘁,厥功甚伟;他是继何唐之后对桐城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从此桐城人读书为学风气大开,影响深远,最终形成清代桐城文化的鼎盛与辉煌。     

东明书院考述

东明书院是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创办的一家私学。元明时期的著名人士柳贯、吴莱、宋濂都曾在该书院讲学,为封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历史上有过深远的影响,在我国书院史上也应有它一席之地。我们根据实地察访和有关史料,对东明书院作一番考述,     

朝鲜时代书院讲会的发展及特征

朝鲜时代的书院讲会产生于16世纪后半初期,进入17世纪初期,成为书院讲学的主要方式,并形成一种制度。18世纪以后,书院教育中讲会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朝鲜时代的书院讲会基本上与明清时期中国书院的讲会大同小异,但还是从几个方面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论我国古代书院中的书法教育

无论是唐代最初官办以藏书、校书为目的的书院,还是宋代以讲学、治学为主的书院,以及发展到明、清时期所出现的考课式书院,都与书法教育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不少书院的教规还明确了书法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但书院中的书法教育大多停留在书写规范和写字时保持一种恭敬的心态这个层面,很少有书院把书法教育提升到艺术教育的层面。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儒学诠释的平民化:明代书院讲学的新特点

沉寂近百年之后,明代书院重兴,面向平民成为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城镇官府书院向平民百姓开放,乡村书院大量出现,山林布衣、乡村长者、普通百姓、佛教僧侣都可以进院听讲,甚至登堂讲说。这是宋元时期罕见的现象。书院讲学以化民成俗为主要目的,讲求日用百姓之学,服务于乡村民众的文化建设,出现了儒学诠释的平民化倾向。书院讲学的平民化,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也使教育与学术发展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古代书院的教学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教育机构。它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为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书院教学具有以下特点: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书院教育注重讲明义理,在教育方法上注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书院名儒学者治学注重求实、创新,在治学风格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种良好的学风对后世的学术界起了巨大的影响;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明代运河区域的书院教育

明代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地主阶级内部思想上的分化,为书院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四次禁毁书院事件,对运河区域书院教育的发展形成严重的冲击。明代的政治改革,又赋予了书院教育新的内容,为科举服务的应试型书院逐渐取代了以探讨学术为中心的讲学型书院,完全成为名利者之场。     

灵济道派的源起、形成与演变探究

依据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以明代一个较有影响但学术界尚缺乏系统研究的的道派——灵济道派为研究对象,厘清灵济道派的源起与形成、发展、衰落的基本史实过程,梳理灵济道派的历史脉络及其现状。指出：灵济道派是明代一个以灵济真君为主要崇拜对象、以灵济宫为主要活动场所的道派,它源于五代宋元时期闽人对二徐真人的信仰,形成于明永乐年间,成化年间发展到鼎盛,之后逐渐衰落并流入民间,至今在福建民间仍有一定的影响。     

黄道周的讲学活动及其时代意义

明代讲学之风盛行,明末大儒黄道周多次讲学于漳州榕坛、邺山书院、明诚堂及浙江大涤书院等处,在率师北伐抗清途中仍讲学不辍。他的讲学提倡实学与博学,宣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彰显师道尊严,在明清易代之际具有独特的意义。     

论古代书院教育的独立品性

古代书院是在综合和改造了官学和私学之后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书院教育与朝廷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拥有教育的相对独立.古代书院教育的独立品性主要表现为“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成就人材,传道济民”的人才标准,书院生徒“成己成物”的价值定位以及学术独立与讲学自由.在中国教育史上,书院以其独特的思想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湖北问津书院讲学与黄州地区儒学的传播

在今武汉市新洲区旧街孔子河畔,坐落着一座闻名遐迩的书院——问津书院。自宋末元初龙仁夫创建书院之日起,讲学是其最为主要的活动,而且一直延续,从未间断。龙仁夫传播朱子之学,首开讲学之风。耿定向、萧继忠等人继踵于后,以弘扬儒学为旨归,积极从事书院讲学事业,将问津书院讲学推向高峰。明代末期问津书院讲学虽有衰落,然经清初儒士之共同努力,问津书院之讲学再次出现兴盛的局面。统观问津书院之讲学,传播儒学是其不变之宗旨。问津书院的讲学,带动了黄州地区儒学研究,有力地促进了黄州地区的儒学传播。     

王学在岳麓书院的传播

盛传数百年的王阳明于正德二年"寓居"岳麓书院"斤斤讲良知之学"的旧说,当正之为正德三年阳明先生病中游览岳麓书院。虽然阳明此行并未讲学,但有讲学之意,它实际开启了明代书院与学术再度一体辉煌的大门,预示着书院的王学时代即将来临。此后近百年,王门后学徐爱、季本、邹守益、罗洪先、王乔龄、罗汝芳、张元忭、邹元标等接连讲学岳麓,使其成为王学的重要讲坛。但宋元以来形成的朱张之学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始终居于正统地位,王阳明及其后学皆表现出应有的尊重,故而岳麓在明代始终没有那种浮诞不逞、空谈良知之习,保留了重践履、务实学的传统。     

论明代书院文化的传播机制

明代是书院文化传播的鼎盛期 ,晚明文化的多元化和近代化趋向与书院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 ,这其间又与书院文化成熟的传播机制分不开。明代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的名人效应和主讲者讲义的通俗化叙述方式等三个方面是明代书院文化传播机制成熟的具体体现     

中国古代书院兴衰对大学的启示

任何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都需在借鉴其它组织形式、同一组织形式的其它模式和它自身前期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超越,形成特色才具有生命力。中国书院的兴衰则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理性。书院在学风和组织管理方面有特色时,它则处于兴盛时期;书院自身衰败蜕变、严重官学化时,它就处于衰落时期。这对我国当前大学发展颇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