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本文主要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文章探讨了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渊源,指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的一致性,以及文化人类学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的运用,最后指出了文化人类学拓展了传播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叉研究及其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哈里斯、麦克卢汉、施拉姆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开始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以求找到一条深入揭示传播的本质意义的新途径。虽然这种跨学科理论沟通尚存在诸多缺憾,但这种尝试毕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为当今的传播学者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创新思维空间。     

论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及文化体系特征——从文化人类学方法论谈起

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整体论、比较方法论和相对方法论来寻找不同民族的特性和共性、彼此信仰与风俗的相关性,从而探究当代和近代的文化和社会领域.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及文化体系的特征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并就其方法论阐述了研究东西方文化的意义.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谈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民族形成及语言文化发展

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自古以来就在历史、政治、宗教、语言文化等多方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本文以文化人类学为理论依据,从中亚塔吉克族与新疆塔吉克族的起源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出发,具体地论述其在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类同性与差异性,以期给读者一个更加清晰全面的认识。     

文化安全的文化人类学分析

文化安全问题是一个涉及民族经济、政治等社会诸多因素的整体性问题。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使得民族经济的不够发达成为了民族文化安全危机的重要原因。加速经济发展,加强文化建设是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关键。而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积极进行民族文化资本化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解决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路径。     

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学术理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学界的不断交往,各学科间的界限被打破,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文化传播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发展的大背景,融合了媒体和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科学的特征在当代学术发展的流变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文化传播学并不是文化和传播学的简单叠加和重组,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这一学科,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及理论意义何在?本文试图论述之。     

红色旅游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野

红色旅游的发展促进了红色旅游研究的深入。其中,历史学的研究丰富、丰满了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强化了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传统教育;旅游学的研究规划了红色旅游的发展目标,促进了红色旅游的产业化,培育了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旅游消费市场。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研究红色旅游发展中的主体旅游者与原住民等问题,试图为红色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视野。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文化人类学与音乐具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在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研究方面,文化人类学的审视角度和研究方法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理论和方法,可以很好地阐释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两大特征。文化人类学对音乐的未来发展也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民族戏剧的文化人类学透视

民族戏剧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从文化人类学出发研究民族戏剧,不仅是民族戏剧研究的重要视角。更是对其艺术性、文化性、民族性和文学性等几个方面都有着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彝族翻译史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民族翻译史是我国译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分析了当前民族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和不足．认为一部民族翻译史的书写应该与该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从专门研究特定民族社会、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出发,构思一部彝族翻译史,不仅可以丰富我国译史研究,而且是对民族译史研究方法的大胆尝试。     

论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文化视角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时代为女性提供了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历史舞台,特别在文学这块神奇的领地,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婚姻、人生等问题,表现出惊人的才华.本文针对女性作家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男性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来讨论她们文化视角的特征.     

乡间购物:一个文化的视角

乡间集市以它自己独有的形式,为其乡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多重空间,即购物空间、娱乐空间和公众空间,以其多重空间的特性,集市把乡间购物变成了一种更文化性的活动,与现代购物中心提供的情形一样,乡间购物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乡间购物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样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在很多方面乡间购物所展示出来的文化意义较之于现代购物更为深厚,现代购物中的许多文化成分,不过是传统乡间购物的现代延伸而已.     

从文化传播学的视野看客家文化特质的形成

本文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论述了强势文化和强权文化在客家文化特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中原文化因为代表着更高的文明程度而具有强大的辐射能力,并得到了文化以外的因素———政治强权的大力支持,所以能够通过战争、人口迁移和相关的文化制度向赣闽粤边区广泛传播,从而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客家文化。     

文化视阈中的民歌认同

所谓俗文学,一是民间文学,二是文人拟作。于是若讨论民歌,还须观照“拟民歌”,尤其是具有民歌视阈的理论,它们虽如散金碎玉、吉光片羽,却也实在是价值不菲。自文学“自觉”之后,雅化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虽然回归“本色”、“亲风雅”、“真性情”的宏论间出,但皆“羽弱声微”,未能唤醒学界,民间文学始终是文人文学的附属物。虽然民歌、拟民歌早已登上大雅之堂——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还没有真正走进现当代文学史。学界并没有正视民歌一次次地对文人诗的挽救,并没有看清音乐性才是诗歌一以贯之的红线。     

公祭:人类学的解读

在人类学看来,公祭具有多元性、地方性、族群性、社会性和政冶性等特点.公祭的多元性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表达,公祭的地方性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凸现,公祭的族群性是族群认同的一个边界,公祭的社会性是社会控制的一个手段,公祭的政治性是一种文化权力的控制.因此,不可轻易否定公祭.但举行公祭必须慎之又慎,必须有理有利有节地举行,制定公祭的法律法规,严格公祭审批,使公祭能在法制的规范下进行,既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能够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民间,一种透视乡土文学的新视角

研究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代表性视角有两个: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文化视角和地域文化视角。但二者各有其偏颇。在此意义上,民间,引发出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民间理念在中国新文学发展中产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乡土文学从主体意识到文本形态都渗透着民间理念的光辉。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中国讲唱文学中的印度构成

中国和印度两国间存在着数千年的文化交往,互补性的交流、影响是两国文化关系史上的不争事实。中印文化联系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我国讲唱文学的体式赓演——追溯中国讲唱文学的历史渊源,向有学者指认中国讲唱文学的发生、发展受到印度因素的能动影响,体制、题材等均存有通同之处;中国傩仪、傩戏之沿门逐疫、民间演艺之沿街念唱的表演形式,与婆罗门教、佛教僧人沿门宣经的教化形式如出一辙,民间演艺者之"夜胡人"、"歧路人"之称谓,更有其印度始源;中国讲唱文学的题材、素材中有不少出自印度,林林总总的"目连"关目均取材于佛经,民间讲唱形式中的"啰哩嗹"音腔亦源于梵语转音;"印度式"结构是我国寓言形式中非常习见的基本构成。     

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

作者首先分析了女性主义人类学如何重新审视亲属关系的研究,然后从两个方面总结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1)分析亲属关系研究中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建构过程;(2)分析亲属关系的连续性和历史变迁。     

论语言的力——语言的哲学、文化学与语用学本质

语言是人类表征世界、实现交际最根本的工具.语言的使用形成话语,话语意义以说话人的意图为核心.话语具有行为性,话语行为具有目标性.人类运用其最根本的工具实现其意图、目标,由此产生话语的原动力.话语的表述效果称为"语力"(discower).语力与三项要素相关:语言能力、知识及表达途径.构成语力的这三项要素是相辅相成的:语言能力与知识的获取能力形成正相关的关系,而二者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话语平台的准入度.语力的强弱决定了个人话语权的多寡.一般说来,语力强则话语权大,反之亦然.由于语力中的语言能力和知识需要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因此语力的强弱因人而异.这也必然导致了人们在具体社会中享有的话语权是不均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