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扬批判

1966年11月，在天津休养的周扬被拘押。从批判者一变而为被批判者，他生涯中特殊的9年开始了。其实，在此前的几个月，批判他的浪潮早已波澜壮阔。“文革”中的周扬批判，与著名的“文艺黑线”密切相关。文化大革命的经典文献《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认了“文艺黑线”的存在：“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々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文革”时期取消高考制度评述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对教育问题发表了讲话,其后,国务院废止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实行了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新招生办法。由于只片面突出政治,不讲文化考查,致使高等教育质量空前下降,造成一个时期我国建设事业人才匮乏,一代人的培养和成长被贻误。     

“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及其反思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乌托邦想象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文革＂语言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镜像再现。＂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风格四个方面,研究＂文革＂语言可以透视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了解＂人说语言＂与＂语言说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如何通过人际交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轨迹。     

施蛰存在“反右”与“文革”中

1957年夏，施蛰存被打为右派分子，遭遇到各大小报刊断断续续的批判，他的文章几乎处于被“封杀”状态。他的一些老朋友为了自保，在晦暗年代，上演了互相检举揭发的闹剧，如沈从文、张静庐等人。当各种批判袭来，施蛰存以一颗宽容的心看待批判过他的人。正是他的豁达、淡然、超脱的精神风骨保全了他的自然生命，延续了他的艺术生命。     

“文革”时期唐山工业领先于全国原因初探

“文革”期间,国民经济损失累计达5000亿元。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中,“抓革命”被放在首位。在1966年和1967年最严重的动乱期间,全国有不少地区停产“闹革命”。尽管十年中全国经济总趋势是发展的、上升的,但增长速度缓慢。     

“文革”时期的河北美术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对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做了完全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和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各个方面塞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所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①通知一经发…     

论“文革”初期山东文化领域的批判

"文革"初期山东的文化批判分为两个阶段。1965年11月《大众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1966年4月为学术批判阶段。1966年4月到6月为政治批判阶段。第一阶段的批判严格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具有明显的学术讨论的特征。第二阶段由学术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由学术界、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社会,并开始对本省人物进行点名批判。山东省级领导人对"文革"的态度与自身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和当时的形势密切相关,同时也对整个"文革"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

本文探讨了＂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情况。＂文革＂时期农村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仍取得了一定成绩。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当今我国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文革”时期的“红色圣歌”

一“文化大革命”中歌颂毛泽东的歌曲铺天盖地、不可胜数,最重要的显然首推《东方红》。原歌是晋西北民歌《芝麻油》(一首情歌小调),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在延安时期先由安波等人重新填词改成反映抗日内容的《骑白马》,歌词是:“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呦,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兵抖起来,呼儿嘿呦,家里留下小妹妹。”随后,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又重新填词改成《移民歌》,《移民歌》是依照…     

“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作为特殊文学现象的“文革”文学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当代文学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探讨“文革”文学产生的根源.     

“文革”电影评论之一 “阴谋电影”探析

一、来源在中国电影史上,＂阴谋电影＂是一个谜。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第一,这些影片除极个别的（如《春苗》《欢腾的小凉河》）之外,它们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公映过。     

“文革”中周恩来文化工作实践与思想探究

“文革”时期,党和国家文化事业陷入挫折和灾难。周恩来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落实政策,保护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发展文化事业。这些思想和实践减缓了文革的冲击,减轻了损失,取得了一些成绩,发展了文化事业,为新时期文化发展和繁荣存续了血脉,积聚了力量,奠定了基础。     

“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起因与作用

“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一项为解决城镇就业困难，而在农村及边远山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的有序工作。倡导者的初衷是良好的，而且这一时期的上山下乡工作做得比较稳妥，并且取得了良好效果，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文革小说”：政治叙事中的“英雄传奇”

所谓"文革小说"本文中是对"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一批长篇小说的特指,它们作为"文革"时期特殊政治语境的产物,其生成机制和表现方式完全被《纪要》等"极左"的纲领性文件所左右,在以工农兵为主体并为工农兵服务的意义上,通过向中国文学传奇叙事传统借取资源,形成了一种政治叙事中特殊的"英雄传奇",由此成为当代文学史必须予以检视的特殊现象存在。     

关于“文革文学”“文学史叙述”的历史变迁——以五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新时期有关"文革文学"研究史,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一笔抹杀"阶段("空白论"废墟说");2、"替代叙述"阶段;3、"等级划分"阶段;4、"真正面对"(即"学术化")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文革文学"叙述的变化,隐含了新时期以来文学研究界观念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全部可能性与曲折过程。     

理性的迷失——“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心理分析

在＂文革＂中,红卫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迷失了理性的群体。他们＂造反有理＂行为的背后,有他们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心理素质。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俄底浦斯情结两个维度来分析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古炉》:叙事创新与“文革”叙事突破

贾平凹《古炉》的"文革"叙事有多重突破:特异的儿童叙事视角实现了作家的隐退;客观化叙述还原了"文革"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错位开启了另一种乡村历史的书写;俯瞰式视角可以挖掘出政治原因之外"文革"爆发的多种因素。《古炉》的黑色幽默叙事把人类的灾难和人类自身的缺点与缺陷撕破给人看,以反讽话话和喜剧性戏仿表现了对"文革"悲剧的否定和批判。     

“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现代性”视野下的苦难叙事——以“文革”后小说为考察对象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对整个民族的想象性建构和实现个体的自主性为诉求,苦难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试以“文革”后小说的“苦难”叙事为考察对象,在“现代性”视野和社会转型的话语中,追溯苦难的本质与根源,探索苦难叙事的表达策略和价值取向。文学以何种方式讲述苦难?这样的讲述方式敞开了什么?背后又遮蔽了什么?     

论“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对"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颠覆,先是进行文学外围的政治批判,再转入对文学内部核心理论问题的讨伐,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存在,这样的清理很难走向深入。随着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渐推翻了"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终于走向了全面的瓦解。考察"文革"主流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瓦解的复杂性,对解读"文革"主流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过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