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

顾颉刚与傅斯年治史异同论张书学顾颉刚和傅斯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同时又分别是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史学派别的创始人，本文无意评说二公才学性情之优劣高下，仅拟就他们在治史方面的异同作一初步比较研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顾颉刚的治史特点及其在...     

孔子司马迁治史态度比较

<正> 孔子是我国最早的史家之一。关于他著《春秋》之事,屡见于先秦、两汉人的记载。他的治史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史家,司马迁就是其中一个,然而他们毕竟有所差异,今试作比较如下: 一,直。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他赞美“书法不隐”的董狐,许以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他的《春秋》也由此而使“乱臣贼子惧”。这一点与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直录”(《汉书·司马迁传》)笔法是一致的。但孔子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治史风格,以     

论王船山的“治统”思想

<正> 一、反对“正统”提出“治统” 王船山论史,继承了历史上以古为鉴、以史资治的优秀传统,不是就史而论史,而是从资治的目的出发来论史。根据这个     

对依法治市中几个问题的对策探讨

一、提高对依法治市的认识,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依法治市的提出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与法制建设的必然。它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市工作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一个城市范围内全面落实法制建设各项任务的好形式。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市,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     

对领导干部工作实绩考核的认识与实践

对于领导者功过的评价,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对干部考核的目的、方法、评价标准各不相同。我国从秦汉到明清对各级官员都有具体的考核指标,要求官员忠信、廉洁,认为只有慎于治吏,才能治     

宋代治史队伍的多元化

随着宋代官方修史规模不断扩大,史官群体日益壮大,传统主要由独自著史者、具有家传或师承的史家以及地域性鲜明的史家所构成的治史队伍格局被打破,由此形成崭新的官私治史队伍。在该队伍中,不仅涌现出了史官世家、史学世家以及门派与地域性鲜明的治史群体,而且这些群体著史成就突出,连带治史效应明显。这种治史队伍与史家史学传承方式的多元化与规模化,是官方重视史学及史家积极参与史学活动所形成的结果。     

从法治到宪治

从法治到宪治,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课题。从学理上讲,从法治到宪治,法治是前提与起点,宪治是中心与终点;法治是宪治的根基与先导,宪治是法治的极致与超越。从实践上讲,从法治到宪治,既是发达国家法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在今日中国,无论是法治还是宪治,都是社会各界关注与讨论的热门话题。如,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安排学习宪法(2002年12月26日),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题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2007年11月27日)。不…     

王鸣盛史论性质商榷

18世纪中国史家王鸣盛主张把记载和考证历史事实作为治史鹄的,不赞成轻易褒贬历史,更反对脱离史实而驰骋议论;然而他在考史过程中却作了大量的议论,而且在某些场合公开宣称治史需要褒贬.当代学者中有人认为王鸣盛的议论褒贬是驰骋议论,和他的史学主张自相矛盾.本文通过考察王鸣盛的历史评论,认为其性质并不属于驰骋议论,对王氏治史"矛盾"之说提出商榷.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评《中国农民战争史·四·宋辽金元卷》

<正> 中国农民战争史是我国史学界的传统重点学科之一。五十年代,农民战争研究一度兴旺,后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农民战争研究一度走入低谷。现在好了,孙祚民先生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多卷本相继问世,继一、二、三卷之后,赵继颜著之第四卷《宋辽金元卷》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真是值得庆贺。赵继颜先生长期从事宋辽金元农民战争史研究,成果颇丰。该若是他积多年心血而成的力作。当今治农民战争史难,治宋辽金元农民战争史尤     

金应熙教授治史特色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金应熙一生中对研治中国古代史、香港史和学术史均有重要创获。他治史的特点是力求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社会经济、政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推动和互相制约,全方位地进行考察,探求中国历史发展具有深层意义的规律性;他对古代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具有突出的开拓意义;所著《陈寅恪》一文,深入地分析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和治史方法,并从20世纪史学发展的高度,对其做了准确的历史定位。     

金应熙教授史学成就述略

金应熙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学界评价他治学的特点是“学兼中外,博古通今”,“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金应熙教授一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他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思路和方法,受其两位老师许地山和陈寅恪的影响甚大,在这种师承的直接影响下,就形成其重视对第一手资料的钩稽贯穿和考辨分析,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探求历史的沿革变化、因果关系,并重视探讨周边民族史的治史特点。他对中国王位继承法的研究,慧眼独识,别开生面,而又视野开阔;他对长城历史作用的研究,具有突出的开拓性意义;他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评价,至今仍具启迪作用。金应熙教授在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香港史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是香港史研究领域公认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中国古代治史修养思想论略

治史者的史学修养关系到史学著作的可信程度和质量高低,因此,备受历代史学家关注.孔子提出"书法不隐",成为古代史学修养思想萌芽的标志.汉代和南北朝时期,秉笔直书成为著史的笔法和史家的道德信念.唐代刘知几的"三长论"明确了史学修养的范畴,初步建构了治史修养理论体系.元明时期,治史修养思想进一步完善,"正心说"和"二善说"成为清代"史德论"的思想先导.章学诚是集大成者,首次提出"史德"范畴,确立"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良史评价标准,提出养心术的方法,使得中国古代治史素养思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李贽的史学思想

李贽的史学思想在明代后期独树一帜,特色鲜明.他继承了传统的经世致用的治史目的,在史体史例的设置上,密切结合明代历史实际;在“经史一物”思想指导下,力求写史善恶必书,不虚美,不掩恶;论史根据具体情势进行具体分析,不矫情,不空泛.     

“九江学派”经学与史学论

朱次琦、简朝亮二人是在以经学的主导地位下,提出经史结合与强化史学的独立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将经史的分合流变推至一个崭新的时代,充其量属于"半截子"地明夫了经史的分合流变。与朱、简不同的是,康有为是"九江学派"成员中少有的哲学家,也是中国近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是可以试图从历史上、哲学上使经学最终导向史学的。但是,治经治史都不是康有为所愿,康有为将传统的治经治史家法打破,片面地导向了现实政治。     

近百年来彝族史研究综述

本文对近一个世纪我国彝族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及评述。 2 0世纪前 50年 ,是我国彝族史研究的开创阶段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我国还只有很少的学者专门从事彝族史研究 ,且研究领域比较狭窄 ;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彝族史研究发展迅速 ,硕果累累 ,成绩斐然。     

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

苏维埃运动史是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苏区史与民国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呈现不同的消长之势,不相往来的状况尚无明显改变。当代历史研究和著述的一切真正的进步,取决于作为研究主体的研究者自身观念、思路和方法上的创新,苏区史研究同样如此。对治苏区史者而言,会通民国史,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互为照应、协调综合、整体把握、融会贯通的视野和思维,是一个亟待重视并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是实现创新从而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析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著作特色

《十七史商榷》在主旨、结构、内容、笔法、治史方法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的著作特色,具体表现为:主旨鲜明,求实为本;结构合理,条分缕析;突出“商榷”,考论兼俱;见解独具,识断决然;钩稽贯串,动态考察。     

云南地方史导论

一、云南地方史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云南地方史的范围就是以今天云南省的行政区划为空间,由此上溯到人类诞生的远古为时间;也就是说,自古及今,凡在今云南省地区发生的人类的社会、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活动,都属于云南地方史的范围。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云南地方史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 自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来,云南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政区。和一切事物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一样,任何地名都有其产生、演变的历史。“云南”作为政区名号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