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与法

实践哲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是不同于科学认识和生产技艺的行为选择活动,实践理性则是人类判断与选择正当行为的能力。由此,亚里士多德把规范人类行为的法律置入了人类实践的语境,从而获得了一种实践理性的理解。首先,作为行为指引的“实践理性”可被用来作为法规范的论证基础,即正当法源自于言说、论辩与对话;其次,法学的知识属性为实践之知;最后,实践理性的预设为存在一个能够充分自由对话的场域。     

德性的张力: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 ——以《尼各马可伦理学》为文本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理论不仅表现在他根据灵魂中“自身是理性的”和“自身是非理性的但能够接受理性指导”的差异将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而且表现在他根据实践与生活的不同将德性区分为个人性的和公共性的。前一种区分实际上是在知识形态层面讨论什么是德性以及德性的类目,后一种区分已不再是知识上的德性分类,而是直接强化了德性的实践与行动的含义。从伦理学本来就是实践哲学的意义上说,后一种区分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的进路来说更根本、更关键。从“什么是德性”推进到“如何做一个有德性的人”进而过上好生活,这是一种从理论向实践的深入与深化。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的生活实践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一种是公共的。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一方面用于描述个人生活的特征,这是道德哲学所要考察的;另一方面用于描述政治生活的特征,这是政治哲学所要考察的。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既是作为“为己之学”的道德哲学,又是作为“待人之学”的政治哲学。而“为己待人”两个维面上的卓越就是亚里士多德德性理论在个人性与公共性之间凸显出来的张力。     

从修辞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理想与现实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看作是辩证法的对应部分,又把它与伦理政治科学联系在一起。正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辩证法是把握似真性意见并通达知识的方法路径一样,修辞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来说,是把握政治生活似真性意见并通达政治真理的方法路径;同时,由于政治生活的似真性意见的实践意味,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同样指向他政治哲学的经验主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相对辩护,并寻求对之的实际改善。     

论古代政治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政治哲学范式是依其理性根据的不同而定义的。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种类型：柏拉图的唯理论型,亚里士多德的经验型,阿奎那的神学型。古代政治哲学范式有三个基本特征：奠基于客体理性的基础上;是求善的政治哲学;给人们一种“古代人的自由”的承诺。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对伽达默尔来说，解释学不仅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在以往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反思，尤其是人类的世界经验和生活经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建立在正确地运用理性的基础上，它超越了以往的形而上学，他真正想要批判的是对理性错误地运用，并不是理性本身。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本质的三个论断

在人的本质观上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三个重要命题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和“人是政治动物”。这是他分别从理性认知和社会生活两个视角对人的哲学的把握。“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这一命题集中体现和概括了古希腊爱智慧的传统 ;“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命题强调人超越于动物的精神属性 ;“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素朴地猜测到人的社会属性。只有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些命题才能比较客观地评价亚里士多德在人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的缺陷在于 ,他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 ,而这恰恰是理性和社会性得以产生和统一的基础 ,是人的真正本质。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本质观是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的人的本质观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渊源     

亚里士多德论实践智慧的内涵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也是当代德性伦理学比较重视的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定位成实践的理智德性,并且从实践智慧、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中把握实践智慧的特点。实践智慧所进行的实践考虑也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其不同于科学和技艺的活动方式。这表明,真正的实践理性不同于科学技术理性;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等同于科学主义的看法是不恰当的。西方的实践哲学传统中蕴含着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因素,这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渗透着他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观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并能加深我们对于现代共同体生活的理解。     

亚里士多德对“政治”的阐释及其启示

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概念的诠释。这种对政治的理解,渗透着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就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概念,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使我们对共同体生活形成更充分而深刻的认识。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巴特鲁斯、蒙田、笛卡尔和近代古典理性概念的形成

在欧洲思想史上,近代古典理性概念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理解近代哲学革命的关键。在中世纪晚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审慎理性概念,经过巴特鲁斯主义和马基雅维里主义的发挥,最后被蒙田推向极端——怀疑理性。为了克服这种怀疑论,笛卡尔在伽利略新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普遍数学为导向的数学理性概念,不仅为近代自然科学革命奠定了形而上学的基础,而且标志着近代古典理性概念正式成型。     

西方哲学中的实践与实践哲学

针对国内在实践哲学研究中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本文考察和梳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含义和他的实践哲学思想,指出了实践的原初含义是指人的合乎理性的善的行为,主要包括伦理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因此,传统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其研究的内容是德性和公正这样一些社会秩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从而同理论哲学相区别。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强调了理论哲学的重要性,致使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实践哲学被忽视了,遭到了冷落。但是,到了当代西方哲学时期,由于理论哲学出现了危机,实践哲学正在不断地复兴。当代的实践哲学不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论,继续研究相关的问题,而且还发展了实践哲学,使实践哲学从部门哲学发展成为了哲学的一个分支,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生活世界,更加关注价值意义的建构。因此,从实践哲学的角度,研究当代西方哲学,无疑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极大的帮助。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维模式的创新

西方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有自己未曾中断的理论传统。我们在研究政治哲学时,常从西方政治哲学着手,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被认为是政治哲学的经典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比较侧重理性与逻辑,邓小平政治哲学在思维模式上走出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灵活运用哲学方法,侧重实践,突破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性与习俗：对柏拉图政治哲学的一种新视域阐释

《国家篇》《政治家篇》《法律篇》都是集中反映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代表性对话。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的，而政治又与习俗相关，理性与习俗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为调节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柏拉图必须对理性与习俗的关系做出相应的调整。对话中，柏拉图以习俗“承载”理性，在保护哲学的同时，努力将常识世界纳入理性的规则中。其政治哲学的建构路径便分为理性“体验”和对政治生活的“表达”。两条路径分别对应了对话中的哲学家被要求的双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但自始至终，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人类最高的活动依然是理性的哲学思辨，而非建基于习俗之上的政治生活。     

论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从哲学学科的性质看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与其它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的学科有着显著不同的性质。本文从非确定性、主观性、非功利性(非实用性)三个方面的性质出发探讨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并就二者相通于理性阐述了哲学和科学的联系。     

哲学与科学的可能性之间的循环证明——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视域看

从一种知识学的角度看,科学的可能性须哲学来加以证明,而哲学也须以科学的可能性来证明其合法性。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不仅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出发来证明纯粹数学、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并且也以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性为证据来证明纯粹理性批判哲学。它们联结为一个循环证明,其有效性将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否定其价值,其目的是人的知识与自由,并且显示一种哲学、科学和逻辑学之间的有趣张力。     

论康德哲学的不可逾越性

康德哲学形成于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科学处于威风扫地的特殊历史时期.为科学理性寻求根基,更为挽救形而上学的命运,康德对人类理性进行了全面考察,在认识论领域发起了哥白尼式的革命.通过对理性划界的方式,为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找到了根据,也为形而上学划出了地盘.在17、18世纪自然科学占统治地位、启蒙精神作为时代主流的历史条件下,康德受卢梭自然主义启发,强烈地意识到了理性与自由的冲突,从而走上了批判哲学的道路.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在康德之后,在西方思想界集中表现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立,理性与自由的对立,实质上表现为科学思维方式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对立.康德哲学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政治哲学的范式转换

西方政治哲学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先后存在过三种思维范式,历经两次思维范式的转换。求知动物被提升到政治动物之上,蔑视行动的生活,诉诸政治一种客观主义的“法则和尺度”,为存在性政治哲学范式;从人性出发,设定自然状态,诉诸政治抽象的“自我意识”,为意识性政治哲学范式;从现实世界的整体性出发,在“理性多元化”的生活世界中,通过交往实践,采用“对话”的方式寻求政治问题的“和解”,为交往实践性政治哲学范式。作为现代交往实践哲学奠基者的马克思,理应成为追溯政治哲学思维范式现代转向的源头。     

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和实体性倾向

西方传统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哲学.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古代理性主义、近代理性主义.西方古代理性,特别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理性,是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客观理性.经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古代的客观理性逐步演变成主观理性,如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代表的绝对理性主义.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相对理性主义或实践理性主义又实现了客观理性.但无论是绝对主义的主观理性还是相对主义的客观理性,都具有实体性的特点,并存在着理性高于非理性以及二者的二元对立倾向.     

简论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异同

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原生生活基础、思维方式基础和价值观基础这三个方面。中西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不同,在原生生活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农事为思考中心,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城市生活为思考中心;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为：古代中国政治哲学以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以神人之分和征服自然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在价值观方面,以权力的合法性为中心,围绕着治人者与被治者之间的应有关系、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应有关系、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应有关系,古代中国的政治哲学强调实践美德、民本思想和基于人伦的亲情,而古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强调理智美德、神本思想和基于＂逻各斯＂的理性或意志。这些差别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西政治哲学对待民的基本态度之上,古代中国政治哲学对待民的态度是以如何＂牧养＂民为根本立足点,而古代西方政治哲学则是以如何＂放牧＂民为根本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