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政治旨趣迥异的人性论基础

在中西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政治建构对于哲学人性论的依赖,一直是一个通贯的文化景观.任何政治都隐含着关于人性的假定,对于人性的不同预设导致了迥然不同的政治旨趣.西方国家崇尚法治与分权制衡的政治追求基于它对人的局限性和恶性的体认,中国历史上崇尚德治与集权专制的政治基于它对人性的完满和本善的预设,而理想的政治设计和政治运作应以对人性善恶的全面把握为基础.     

《淮南子》人性观新探

《淮南子》人性观包括自然的人性和社会的民性。民性善使哲学层面的人性理论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为理论向政策实践的转化作了铺垫。《淮南子》又提出"节欲"反性"说,完善其关于人性的理论,为其治国理论服务。《淮南子》人性观在现代社会仍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     

浅谈中国古代以水喻政的思想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善用比喻的手法来表达各自的政治主张,用水来比喻政治是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一大创造。纵观历史,在君主关系、施政手段、君主品行和神学政治等方面,不同立场和派别的人对水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着不同的见解。     

论董仲舒的人性论建构

董仲舒通过正名的方法与先秦人性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以中民之性言性,将"性"与"善"分别归之于"天""人"范围,并在"天""人"之间以"气"为桥梁相贯通而予"性"以善恶质,解决善恶的终极来源并赋予人成善的潜质;在"性"与"善"的层面以"教"与"心"为中介内外相济互动而成就善性,解决了人如何为善的现实路径,构建了一个兼容并包的人性论体系,不仅奠定了汉唐人性论的基本框架,而且开启了宋明理学以气言性之先河,体现了其人性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以及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论政治社会化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现在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一个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发展水平。政治参与作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和实现方式,对推进政治社会化和实现政治民主化具有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继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于实现我国政治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不仅要继续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而且需要改进我国的政治社会化,以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挥政治参与的最大效用。     

论政治稳定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发展状况对该国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理性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盲目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造成政治体系的动荡。因此,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安定局面,需要做到:一、加强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二、提高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素质;三、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四、塑造公民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     

性恶论与政治秩序——对荀子人性论的分析与重释

荀子的人性论以主张性恶著称。但这种性恶论是否真的如其所称的那样完全真实？其逻辑是否自洽？从荀子的诸多论述验之以人的知、情、欲三个部分,却明显透露出并非如此。对人性既然可以“化性起为”,就要有化的动力和根据。这些根据和动力也正是荀子承认的人普遍具有的道德辨知和同情的能力。这些能力在人性中可视作善端而存在。被荀子视为性恶的欲望,主要指过度和不加节制的欲望,而非一般的生欲。那么,荀子为什么还要极力主张一种性恶论呢？这与他对一般政治秩序的捍卫紧密相关。这种对“明分使群”的捍卫正是荀子对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贡献。但在特殊政治秩序方面,它和西方近代以来对人性估计不高的政治理论的主要趋势还是迥异的。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西塞罗修辞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

与传统哲学家贬低甚至否定修辞学不同,西塞罗把修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建构其政治哲学。西塞罗这种修辞学视野下的政治哲学与希腊政治哲学相比,更加回到政治本身上来,强调哲学与政治的现实结合,演绎出习俗政治论和自由共和国论的基本观点。     

正义的人性根据:政治设计的基本维度

正义是社会政治设计的基本向度,正义与人性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正义的选择及内涵的规定都扎根于人性深处的一种需要,正义以人性为根基,人性则以正义为彰显,乌托邦政治设计执着于正义的首要性,把正义奉为政治生活的最高准则,它是扎根于人的向善本性的深层诉求,在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探索中,为现实的政治设计提供基本的理念支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人性论视野下的科学发展观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累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改革与发展的伟大事业已形成共识。以人性论的视角探讨科学发展观即是对科学发展理论的开掘与补充,它对我们全面而且更深入地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使之更具有人性化的实践指导意义,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论春秋时期鲁国的政治道路

周初分封制奠定了诸侯国制度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也导致了诸侯国政治道路的差异。鲁国作为周初分封的一种类型,其后发展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由于鲁国初封时在制度设置上体现了亲亲、礼乐的特殊性,使鲁国走上了独特的政治道路,即由“政在公室”到“政在三桓”。制度设置影响了鲁国的命运,其被挡在战国七雄的门槛之外,是历史的必然。     

索绪尔语言学视野下的复杂句子处理新探

本文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主要内容类符和形符的阐述入手,分析和探讨了该理论与复杂句法处理的关系,提出了联想主义复杂句子处理的基础源于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的新论断。     

论《诗经》雅颂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中国文化的母题,渗透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各个方面。《诗经》雅颂里充满了诗意化的天人思想：先民们从“天生万物”而萌生了“天生人”的观念,天被视为有生命的实体（上帝）,它成了最高伦理道德的化身（天道）;因君为天之子,故天君同道,君应有德,顺天保民（王道）,否则君违天道,王位将倾。这种天君同道思想是基于现实的苦难和先民对理想政治的追求;这种诗化思维,对天的神化与对君的控制并存,其结果是在现实性的虚幻中实现了理想化的满足。     

人性论视角下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路径选择

美好生活作为人所达到的幸福状态,必然是促进人性发展的。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选择了“社会人”路径,个体被淹没于“单位”和“集体”中,人的社会性被突显而自然属性被压抑,美好生活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选择了“经济人”路径,个体被突显出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多地是基于物质的富裕生活,人的自然属性得以复归;十八大以来,人民对美好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着更为多元的需要,并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探寻促进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更好结合的路径。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