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方法视域下的坎陷概念

文章以笔者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三分方法为基础,对牟宗三的坎陷概念进行诠释。依据三分方法,文化结构可以分为体欲、智识、道德三个不同的层面。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道德,不重视智识,要发展民主和科学必须在传统基础上"让开一步"、"下降凝聚",同时又要"摄智归仁",保留自己的优势。牟宗三创立的坎陷概念集中概括了这些内容,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思想。     

论牟宗三的"新外王"说

牟宗三的"新外王"说,旨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之"内圣"的道德价值主体中开出中国文化之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问题的解决是通过道德主体如何"自我坎陷"而"曲转"为"架构"新外王的认知主体或形式理性来实现的.但这一独到深刻的见解也因此陷入到道德一元化的困境中.     

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与儒家文化的回应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与以往时代知识相比,具有两个不同特点一是它更注重知识的实践性,即更注重科学理论的技术化过程;二是它必须与智慧相结合.由此而言,知识经济似乎可以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衔接.但是,儒家重道德轻知识的理论传统,又与知识经济的要求不相和谐.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对儒家文化是一次严峻挑战.与西方文化必须经过"转识成智"的过程,开出智慧以平衡科技一样,儒家文化也必须经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科学精神以回应知识经济的挑战.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评析——“守故开新”和“中西结合”之新探

把公德加以私德化，把政治加以道德化，这是孔孟儒家的“道德政治学”的重要特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重作用。当代港台新儒家试图用中国文化来改进或完善科学民主制度，其方案是“道德暂退”或“良知坎陷”。出于类似的动机，当代大陆新儒家冯友兰更早给出的方案是“别共殊”。这里提出一个新的方案，可称之为“公德私德互补论”。此方案的关键之处在于借助现代契约伦理学，从理论上切断从私德向公德的直接扩展，且使二者能够同时并存、相辅相成。此方案可以避免前两个方案所面临的困境，从而为旧邦新命或守故开新展现一个新格局。     

朱熹人生哲学通论

朱熹人生哲学是以学圣“心法”即“涵养德性本原”为核心而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的 :“心与理一”的境界观 ,“内圣”而开“外王”的价值观 ,“道心”主宰“人心”的处世观。其主旨在于通过内之心性和外在效用两方面来拓展人之生命价值意识 ,显现出一种高扬人的主体价值、道义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道德理性精神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附着与隧通——心智的工作模式

深度学习框架加速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系统在专业领域超越人类,但沿此路径能否指引机器模拟出类人智能仍然没有定论。强计算主义的观点主张意识和智能可以被物理还原,甚至可以忽略意识。哥德尔等学者则倾向于机器无法模拟或超越人类。文章提出认知坎陷（意识片段）的“附着”与“隧通”这一对范畴,从新的视角探讨心智的工作模式。认知坎陷具有超越时空和流变的特性,在某时某地某景可以“附着”在某个具体对象之上。认知坎陷之间可以通过“隧通”链接成一个网络。“自我”作为最原初和最重要的认知坎陷,是人类意识与智能的发端。智能的作用之一是在情景改变时将“自我”“附着”到更合适的对象上。     

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

坎陷论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由李约瑟难题直接引出的,但在学理上也有一定的关联。从坎陷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原因即在于其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了解不够充分,而这也正是坎陷论超越于李约瑟难题的地方。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李约瑟难题也就可以得到化解了。     

从《智者为王》看益智类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

主要通过中国大陆益智类电视发展脉络的梳理 ,总结其雏形期、形成期以及更新期三个阶段的发展 ,并着重就更新期的“智者为王”节目进行深入的分析 ,研究其从重“知”而向揭示人性本体的重“智”的本质变化 ,最终简要提出了中国大陆益智类节目必须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发展趋向 ,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受众审美习惯的节目策划之路。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求知"理念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求知”被看成是塑造“君子”理想人格所必备的美德,因而深入地探讨了人愚智的成因,揭示了“求知”源于人生命的自由意志;探讨了人的知识智慧形成的先天素质和后天习染等问题,指明智慧与道德是形成理想人格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坚持了知行统一观;在坚持社会进化论和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把“开智”与强国统一起来,提出了“民智者,富强之源”的重要理念。     

《论语》中的“智”、“仁”、“圣”关系探微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仁”、“智”、“圣”三者各自在《论语》中的特定的涵义和作用,得出在《论语》中“知”、“智”、“仁”、“圣”是有关联的,并且是有逻辑的展开的。“智”不仅是“知”的完成和实现,还是对“所知”的灵活运用,是处理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和智慧的运用,是为了塑造道德人格,发明道德主体。道德主体的挺立的过程,也是在运用智慧,化育万民的过程。这“一进一出”的过程就是“圣”,其是“践行”与“践形”的统一。而道德主体的挺立就是“仁”,其只有“践形”的意义。     

君子道者三——孔门修养论刍议

成为君子,是儒家学者共同追求的目标。《论语》中,孔子与门弟子的相关语录及对话,已经为君子概念及其修养方法定下规模。具体讲,君子之修养以“智”、“仁”、“勇”三“达德”为起点和路径。虽取径因人而异,但三“达德”之间并非彼此孤立、没有层次。相反,三者互相含摄、互为基础。在“上智”、“大仁”、“大勇”的至高点,三者合而为一。此时所达到的道德之完成形态,亦即圣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