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与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思考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碰撞，自16世纪以来就日趋激烈。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冲击引发了东方文明的反冲击。在这种冲击与反冲击的矛盾运动中，清政府闭关锁国，失去了取长补短的机遇，从而决定了香港问题必然产生的历史趋向。香港回归后，它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的崭新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在实行“一国两制”的历史条件下，香港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将继续在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这将为东西文明新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梁启超与泰戈尔

梁启超是最早关注泰戈尔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清末民初,梁启超以"文学救国"为目的,一方面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欢迎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一方面完成了从崇尚西方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宣扬东方文明的救世功能。就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作为第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泰戈尔进入其视野并受邀于1924年访华。但在当时中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下,梁启超与泰戈尔的真诚友谊却受到"别有用心者"的激烈批评。剖析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透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矛盾的实质。     

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述评

随着文明互鉴理念的深入阐发与实践,国内学界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极力改变以西方为主导的文明观,文明成为我国当前讨论的核心问题,重写文明史势在必行。重写文明史的首要任务,即要清晰把握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整体文明史著作的编撰概况和存在的问题,为全球问题提供“中国视野”“中国方案”,阐释新时代中国的文明观,传播中国的理论话语。自19世纪英美编撰整体文明史以来,至今已有近百部著作问世,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总结有所贡献。但英美世界文明史编撰存在诸多问题：早期文明史书写缺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极力贬低东方文明或亚洲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幼年期”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西方与非西方文明失衡,西方文明是主要内容;存在史实错误,认为东方民族非文明的源头;缺乏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将中国王朝的衰退归结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将印第安文明的毁灭归结于其不适应西方文明。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即是西方霸权式的文明观始终存在：或大肆宣扬欧洲海外扩张和殖民带来的“世界性影响”,或将16世纪以来的时代统称为“西方统治时代”,甚至将人类从古至今的文明完全置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中,一种新型欧洲中心论日渐凸显。     

自决还是传播——戈登·柴尔德论欧洲文明的起源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同时也是欧洲史前史研究的专家。20世纪20年代关于欧洲文明的起源存在两种争论,即东方来源说和西方独立发展说。柴尔德综合两派的观点,认为欧洲文明的起源即存在东方因素,也存在欧洲自决的因素。柴尔德利用考古资料对欧洲文明起源进行探讨,这丰富了欧洲文明起源的理论,为学术界认识欧洲文明起源问题提供了新视野。     

中国智慧与西方的进步

东方在公元500到1800年这一历史时期远比西方发达。东方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兴起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东方影响的来源主要是中国。具有儒道精神传统的民族正不断建立生产和技术上的国际标准,而英美民族似乎无法再与之竞争。如果西方毫不理解东方文明的深邃和博大,那么,当东方的民族从西方的扩张和侵入所带来的震惊和破坏中苏醒过来时,西方就会变得脆弱和不堪一击。西方的方式跟中国的方式相比,存在更大的局限性。西方文明的未来出路在东方。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移植与发展

中国近代博物馆最早由西方殖民势力引入中国.在租界,外国人创建的博物馆以"文明"的展示为其宣扬的重心,大多不道余力地收集、陈列具有现代与科学属性的自然标本,从而展现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模式.这些博物馆在表现西方文明、科学的同时,把殖民地当作落后的"他者"来看待.受外国人建博物馆启发,中国人自清末开始建立自己的博物馆.早期中国人创立的博物馆极力在建筑风格、收集与陈列等方面模仿西方.然而到了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20世纪30年代,一批公立博物馆一反早期模式,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博物馆.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现代、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之间——韩国的“东亚话语”

21世纪人类不得不建立起新的思维方式,那应该是以“和而不同”的原理超越民族、国家、地域文明、宗教之间各种各样的对立,进而在文化方面突破20世纪帝国主义文化在中心和边缘二元对立的结构中的文化霸权主义。“东亚文化论”是从西方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暴力性想象创造出来的虚构的东方走向实际的东方,是对西方话语为基础的现代化进行反思,试图脱离对西方的某种幻想。但我们不应该为了规定自己而重新歪曲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遍性,即偏重于以东方中心的逻辑和语言而歪曲西方。     

泰戈尔与中国

泰戈尔的早期欧洲崇拜者"裹挟"了西方批评者,一战中西方帝国主义的残酷暴行又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他在西方国家演讲时,要求西方多重视东方思想。可是,当泰戈尔在中国演讲也遵循这一思路的时候,那些想要改造中国的激进派面前就出现了一些传统保守派。这就势必会导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与保守主义者格格不入。     

论西方中心主义者认识中国文化的误区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强盛,部分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工具理性等方面大大优于东方民族的古老文明,于是逐渐滋生出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这样的误区:鄙视中国文化的价值、制造中国文化停滞的形象、贬低儒家伦理的作用。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误区,一方面是对文化发展民族性与时代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规律的违背,另一方面是为西方殖民霸权的“合理性”提供理论支持。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论文明的发展趋势——生态文明

从属于地球共同体的人类文明走过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又演绎出今天的现代全球文明。现代文明的缺陷引起地球共同体终结的危机。因此人类文明需要进入新的发展过程，而走向生态文明就是人类和地球共同体的未来，这需要克服实证科学语言所具有的单一性，以东方占优势的类比思维来弥补西方实证科学逻辑思维的不足。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有着相互的关联。西方的逻辑、东方的关联和类比，都是走向生态文明的必须。     

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及其应对:跨文化比较诗学评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主义衰退,文明重心逐渐东移。以跨文化研究为本质特征的比较诗学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兴起和发展,是西方学界的"东方转向"的产物,这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某种重大转折或某种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东方仅仅是包含了中国而不能等同于中国,在当今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作为东方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所占据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国内的比较诗学研究基本围绕中西诗学,带有较为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我们还需要向非西方和后发展国家等多方面地拓展我们的比较诗学研究。在跨文化比较诗学研究中自觉推动中国诗学,主动积极融入世界主义诗学话语建构的历史进程,赋予其新的内容与形式,这对于未来中国诗学的学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会进步缩影的角度看形态与文明

如果对形态观来说,社会进步的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那么在文明观看来,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可以说是这样的标准。德国哲学家施宾格勒(O.Spengler)的“地区文明”的理论,把这一准则排除在外。施宾格勒把20世纪初西方文明的水平评价为:“欧洲的终结”,遭到西方国家著名哲学家的普遍反对。在施宾格勒的理论中,文明与文化不仅不一致,而且两者互相排斥。施宾格勒写道:“文明是完善。先有文化,后有文明,象先有生、后有死,先有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试论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创作的中外文化渊源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发展的本质特征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但传统是它的内核。所以,在百年发展中,它经过了一个由文体变革逐步到内容变革、由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小说到以现代眼光发掘传统的艰难历程。     

唐君毅论理想人文世界的建构

唐君毅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人文主义学者,自称其理想的世界是人文世界或太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必须自觉他是人,因而特别强调人和心的哲学;主张人为目的而不是工具,重视宗教生活,要求将礼乐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反对科学凌驾于人文之上,主张以人文涵盖科学;反对将政治经济置于人类生活的首要地位,强调文化生活的重要性;社会关系的基本范畴应是仁义与和谐。     

二十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

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是影响德国社会整体中国观生成及演变的重要思想来源。与19世纪西方世界负面、贬抑的中国观基本立场不同,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的认知呈现出丰富的深度和广度,明显折射了20世纪全球化发展和现代性影响的历史时代特征。通过中德跨文化哲学和全球史相结合的研究可知,20世纪德国思想界对中国形成的一套基本看法和观点在历史语境、社会变迁、认知主体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经历了由传统东方乌托邦到欧洲社会经济参照、普遍历史性和共识性交流中的现代中国的观念转向,其中国观的认知立场也经历了由西方中心主义到理性、普遍性和超越中心主义的历史转向。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具备明显的现代性和文明变迁的历史转向特征,特别体现了德国思想界对全球化与整体性的追求,以及德国与中国实现互动的"理性的共识"。回顾和总结20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观,实证中国在德国思想史发展中的参与及互动,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形象建构、中国与世界的互相尊重借鉴提供理论尝试和历史启示。     

论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追求

中国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激进反传统所造成的价值迷失与欧战所引发的西方文化危机面前，通过《东方杂志》、《国故》、《学衡》等阵地，努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换，他们对中西文化抑有宽容的心态，企求创造出以中国传统为本，融汇西方精髓的新文化。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20年代保守知识分子与激进知识分子、自由知识分子三派互动、多元发展，积极寻找中国文化自己的归宿。     

印度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透析

现代主义小说是印度20世纪文学中的重要构成,其发生、发展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各时期的创作成就分别以泰戈尔、阿葛叶与布特代沃·巴苏和"新小说派"作家群作为代表.泰戈尔实现了印度小说叙事手段的现代性转型;阿葛叶和巴苏为印地语、孟加拉语现代主义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中后期出现并得到繁荣发展的"新小说派"借鉴、吸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融合本土小说叙事基因,强化现代性诉求,坚持立异标新,对印度文学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