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

在被宋人视为诗中六经的杜诗中,以自然万物为主要描写内容或意象的“生态诗”很多。这类诗不仅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使人真切地了解其时生物系统中人与物,物与物,人、物与自然、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和谐或不和谐的生态状况。“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生态诗以物人相通的浓浓人情味,细腻的描写与精妙的对仗等,给人们展现了物物相容的和谐的生态美。     

“以诗解诗”与《诗经》的祛魅——王夫之《诗经》研究方法管窥

两千多年的诗经学历程中,经生注《诗》与理学家说《诗》的结果,使《诗经》逐渐脱离其诗性,而被赋予经学内涵和理学思想,异化为教化工具。《诗》被一代代的诗教“魅影”层层包裹,成为言说政治的载体。基于此,王夫之提出了“以诗解诗”的阐释方法,以诗歌艺术的角度审视《诗经》,体会蕴含其中的情意之美、艺术之美,并以此祛除厚重的《诗经》政治教化之“魅”,从而恢复《诗经》活泼的诗歌生命。“以诗解诗”,不仅是《诗经》研究方法的尝试,亦是推动《诗经》文学阐释进程的动力,在诗经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思想资源到生态危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形成——以华海与侯良学为中心

中国当代生态诗歌于20世纪90年代逐渐表现出对于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新世纪之后则涌现出了一些专门从事生态诗歌写作的诗人,华海与侯良学是其中的代表。华海与侯良学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时间、历程均有不同,但他们都是先在思想资源上得到了精神启蒙、而后在生态灾难的现实中萌生出生态诗歌的审美旨趣。华海与侯良学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自然环境与精神氛围的骤变有着敏锐的感悟,凭借着诗人的良知与社会使命感创作了一系列生态诗歌作品。气质禀赋、思想资源与环境地理的差异,使他们的生态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文化质地与地域色彩。     

生态美学视域下王阳明居夷诗的生态书写——自然、社会与精神

谪居贵州是王阳明心学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居夷诗折射出了王阳明当时的生存状态。与其“万物一体”“恻隐之心”心学观相勾连,诗中自然生态书写表现为喜山乐水与怜悯生物;在贵州百姓的热情关切下,其诗中社会生态书写表现为由外来个体向社会群体转变;受贬谪之苦与生活之乐的交互影响,其诗中精神生态书写表现为忧伤郁结伴自我开解。物质文明不断发展,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脆弱程度加深,王阳明居夷诗中的生态书写饱含生存智慧,对启发今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生态美学对王阳明居夷诗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诗味与诗歌的表现特征

本文对我国诗歌传统的审美规范之一的“诗味”与诗歌的表现特征及其变化,进行了探讨。特别是对诗歌怎样写出味来,将对客观事物进行艺术描绘为主的诗和以抒写主观情志为主的诗,分别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其中有规律,有方法,有实例。同时,以诗味为中心,对我国古典诗歌、五四后新诗与新时期诗(“现代派”诗或“朦胧诗”)的表现特征的变化,进行了比较与探讨。     

“诗缘情而绮靡”说的历代接受与误读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从诗歌的内质和形式两个方面强调了诗歌的个体抒情性和文体审美性,更准确地表述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这一诗说影响了六朝及以后的诗歌理论和创作。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对这一诗说的接受与误读、欣赏与贬斥是并存的。但在明清两代,受时代语境所限,误读与贬斥之风犹为严重。然而,“诗缘情而绮靡”说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具有创意性的一个“新语”,其生命之树是长青的,陆机对中国诗学的贡献是任何人也无法磨灭的。     

倾听大地 言说自然——论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

运用生态文艺的批评方法分析了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扩大了童话诗的阐释空间,揭示了其中深刻的思想内涵。徐鲁的“小拇指童话诗”是一种间性文本,即具有儿童诗与成人诗、童话诗与生态诗的间性特征的文本,仅仅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去解读是不够的。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看,徐鲁以感恩自然的心态和更为贴近自然的感性视角描绘了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唯美画面;其将地球看作一个活物、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的思想,与盖娅假说异质同构;其“小拇指童话诗”对大地的倾听,对自然的言说,是天、地、神、人4重整体的和谐共振,是生态文艺理论的成功实践。·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明代诗学论"清"

明代的主流诗学重雄浑而轻清逸 ,重李杜一脉而轻王孟统绪 ,故胡应麟论“清” ,兼容雄浑与清逸两种风格 ,注意区分“格清”与“才清” ,显示出主流诗学试图吸纳非主流诗学的趋势。将“诗为清扬”作为重大的诗学主张提出并认真加以阐述的则是竟陵派的钟惺。从理论设计看 ,竟陵派所界定的“清” ,排斥俚俗和雄浑壮阔的风格 ,既是为了规范公安派的“性灵” ,又是为了改变七子派忽视情趣的失误     

大地之爱——广西当下诗歌创作的生态情怀

生态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受到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诗歌，同样也在关注生态问题。广西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在其中，既有美丽的风景，又有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危机。作为生态诗歌，其主要的功能不仅在于对美景的讴歌，更重要的，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广西当下诗人的某些诗歌当中就呈现出这种明显的生态情怀。     

《〈田氏一家言〉诗评注》校读札记(上)

《田氏一家言》为容美田氏数辈人诗集之汇编 ,是研究容美土司文化重要文献之一。对《〈田氏一家言〉诗评注》的校读 ,旨在对其文本部分之讹、乱、衍、脱等进行辩析 ,以图接近、恢复文本之原貌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A Cultural Analysis of Pound‘s Mistranslation in the Poem “Blue, blue is the Grass“

Ａｔ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ｉｓ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ｚｒａＰ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ａｓｅｎｓｅｏｆｃｏｌｏｒ”〔1〕(Ｐ10 4 8) ,ｔｒｉｅｄｅｖｅｒｙｗａｙ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ｐｏｅｔｓ“ｗｈｏａｒｅｐｕｒｅｒｅｄ ...ｐｕｒｅｇｒｅｅｎ ,”〔1〕ｏｆｗｈｏ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ａ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ａｐｏｅｔａｓｔｈ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ｇｏｏｄｃｏｌｏｒｓｉｓｔｏａｐａｉｎｔｅｒ .Ｔｏｈｉｓｇｒｅａｔｊｏｙ ,Ｐｏｕｎｄ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ｅｔｒｙ .Ｈｅｓ…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诗体三题

唐代的诗歌体裁种类繁多,旧有的认识还很有限,有些存在错误。本文对此考察了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长句",即唐人主要用于称呼七言律诗的术语;二是七言排律在唐代的创作情况,得出并非"很少见",而是很常见而且很有特点的结论;三是对中唐的杂言诗多方面考索,得出张志和《渔歌子》不是一首词,而是一首杂言诗的结论。     

诗界革命:词体的"缺席"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为了革新诗歌而提出的重要口号,吸引诗坛不少人参与其中。但是,“诗界革命”的参与者们所创作的词,却很少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词,因而使得当时已经成为抒情诗一种的词,没有像一直以来的趋势那样,力图与诗歌同步发展,而是有所疏离,甚至“缺席”。这一现象表明,即使表现全新的内容,词仍然大多沿用传统的语言要素,而这些要素,经过长时间的积淀,已经具有一定的惯性,构成了特定的语码。由此看来,即使在词的诗化已经日渐成为趋势时,词坛上坚持诗词之别的力量仍然非常强大。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词在总体诗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性。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一部稀见的抄本－《全宋诗话》

清代是诗话繁荣的时期,珍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全宋诗话>因世所仅见而无人研究.文章对这一抄本著作的编者、成书经过、各卷的内容和体例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与<宋诗纪事>一书比较了异同,进而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是书的特点,从而说明向世人揭示是书的必要.